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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0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与夏公赴香港  为革命转巨款

    为配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党中央指示因广州沦陷迁往桂林的《救亡日报》抓紧在桂林复刊,扩大发行,并任命夏衍同志为《救亡日报》总编辑。地下党领导同志嘱咐夏衍去香港与廖承志联系,接受华侨捐款。恰巧张云乔也要到香港购车,两人正好结伴而行。1938124日,夏衍将《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务托付给林林、华嘉、尔华等同志全权处理,并委托孙师毅帮助写些专论文章。一切安排就绪后,夏公乘坐由张云乔驾驶的“373”牌号的小汽车开往广州湾(今湛江),然后搭海轮赴香港与廖承志相见。

    为了争取当天能到湛江,车子开得很快。由于路面坑洼不平,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云乔感到车身有些倾斜,下车检查发现后轮钢板断裂,云乔打开车门,从汽车里拿出工具箱自行修理起来。他先用千斤顶升起车身,用几张旧报纸铺在车底的碎石公路上,敏捷地爬进去,仰卧在车底将断裂处用铁丝捆好,使车身略显平衡。没想到就在车子准备重新启动的时候,路边突然闪出一个老年农妇,拦在前面不让车子前进,口中念念有词,云乔只听清楚她说:“天已不早,我老人家要回家煮饭了。”云乔不解其意,以为与己无关,正要发动汽车的时候,夏衍却把他拦住,并告诉他说,刚才倒车的时候,碰坏了路边土墙的一角,想必是这位老妇的家,现在老人家一定是想让我们赔偿损失。经夏衍这么一提醒,云乔才回过神来,他立即下车,掏出几块钱递给那个老妇人,并连声说:“对不起。”老妇人也高高兴兴地拿了钱,称谢走了。这个细节使张云乔对夏公更生敬意,自愧弗如!

    当晚9时,云乔二人抵达湛江,再乘坐一艘旧货轮于深夜到达香港。云乔知道夏衍此次有任务,不便与自己同行,到香港后就与夏衍分手了。没过几天,夏衍顺利解决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经费问题,云乔也买到了一辆别克轿车,二人分头回到桂林。

    夏公搭郑应时的车返桂。离桂期间,《救亡日报》在林林同志和华嘉、尔华等同志主持之下,已经出版20余期,并且由于孙师毅发表的一篇时事论文中预言汪精卫离渝赴滇,意在分裂得以验证而一炮打响,报纸初露锋芒。夏公听说后非常高兴,当晚,报社同仁在南强酒家聚餐,为夏公一行接风洗尘,同时庆贺夏公40岁生日。刚满30岁的云乔应邀出席。

    此后,孙师毅奉党之命去了重庆。张云乔在桂林与孙师毅频繁地通过信函联系,因云乔与桂林航空公司的站长郑达善关系甚好,(当时郑达善由重庆调往桂林担任站长,因民航公司无法解决他的住宿问题,云乔便让出汽车公司新建楼房的二楼三间,供他们一家四口居住。)往来信件多用班机捎带。孙师毅办事精细,建议来往信件通通编号,以防遗失。这些信件中有许多是党的指示,更多的是鹿地亘给孙师毅的资料(敌军广播实录和地方电讯密件等),还有孙师毅带来给夏衍和李克农同志的信件。实际上,党组织需要张云乔做的事都是通过孙师毅周转的,他们之间可谓三点一线,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对敌斗争策略,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的具体运用。

    这段时间,张云乔曾经要求入党,但孙师毅向他明确转达了党组织的指示:“不一定要入党,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言下之意是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出现更适合执行特殊任务,可以为党做许多党内人士做不到的工作。张云乔记住了这番话,继续默默地在敌后为党工作。

    香港沦陷后,孙师毅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捎给张云乔一张由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名单(约有200多人),要云乔按名单每人发给50元,为他们解决临时生活补助。这笔款的来源对外说是重庆戏剧界同仁义演筹得,但实际上是党组织拨付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按照中共与桂系军阀白崇禧达成的协议,共产党可以在桂林设立办事处,但办事处不得向延安转送物资、资金和人员,也不准在广西发展党员。一时间,党向广西及桂林的地下党拨发活动经费就成了难题。于是,党组织指示孙师毅,通过银行给“一中制烟厂”汇入两笔巨款,每笔为10万现大洋。为了向广西省地方当局保密,此款就不经过李克农同志公开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由重庆中国银行汇到桂林给张云乔,云乔则凭暗号交付桂林的取款人。   

    党的领导人为此事曾经亲笔写过两封密件通知孙师毅,密件的上款称呼是“韩兄”(当时孙师毅的代号“韩丁”),落款是“羊羽子”。

     中共领导写给孙师毅的亲笔信。信中的“云兄”即张云乔

     “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希即准备十数,弟于23号再送十数,以便能按时汇出,并请预告云兄一声,以免去人询及时,彼会茫然无所知也。刻安!

    弟羊羽子上。

    一月二十日。”

    第二封信函是:

    “韩兄:前事因一时周转不及,故未如约送上,明晚当带来,谅不致误前途行期也。刻安!

    弟羊羽子上。

    一月二十四日。”

     


    那时的“十数”绝不是个小数,而是法币十万元,非工商业的文化人去做实为不妥,张云乔的工商界人士身份正好从事这类地下工作。当时,云乔严守纪律,绝对不向收款人探询姓名和其他枝节,直到解放以后,云乔在广州偶然遇到一位同志说认识他,在抗战时期曾去他公司取走过20万元巨款,说这笔款是党拨给广西地下党组织的。由于“中一机械厂”和后来的“一中制烟厂”都为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筹集和输送过经费,当时李克农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戏称它们为“小金库”。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广西工商界的重要人士张云乔发展为“特别秘密的共产党员,只与李克农个别联系,不参加在单位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1 

    (这两封中共领导同志的亲笔信原件在孙师毅身故后,由张云乔的女儿张丽敏保管,夏衍在《羊城晚报》发表《记者生涯的回忆》一文的最后“补遗和更正”一稿时,夏衍向张丽敏要了原件交给《羊城晚报》发表,成为张云乔老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铁证。) 

    注释:

    1〕见开诚编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221~222.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6月出版。

  • 2017/02/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章    桂林办厂    与烟结缘

    第一节  桂林立足  支援《救亡日报》

    长沙大火以后,张云乔便和谷二哥分道扬镳了,谷二哥的前“联昌行”由长沙撤退到衡阳,而张云乔、孙师毅等一班人马走走停停,经祁阳、冷水滩、全州等公路渡口,于1118日才到达抗日名城——广西桂林。

    经孙师毅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联系,张云乔住到了桂林南门外环路21号一处环境清幽的院子里,这儿距八路军办事处较远。李克农在这里也有一个小房间,晚间在此住宿。

    落实住处后,张云乔便驾着“373”汽车与司机高金林一道去湖南沅陵把妻子潘云娟和小女张丽敏接到了桂林,还顺便在沅陵购回了一辆破旧的“四缸福特”小车。张丽敏经常到李克农的住处去玩耍,还称呼李克农为“眼镜叔叔”,而“眼镜叔叔”对这个充满朝气的小姑娘也十分喜欢。

    云乔一家三口在榕荫路安顿下来以后,云乔盘点了一下撤到桂林的家当:仅有一辆卡车、两辆小车和一些维修汽车的工具。但陶培唐、陈东、胡高连、顾公益和朱水槐等几个技工大师以及杭州沦陷后赶过来的陶钜唐等人才却是无价之宝。他相信,有了这帮人,有可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原理。      

    为筹措经费继续经营汽车贸易,云乔给远在余姚老家的父亲张贞明写信,让他把家中妻子收藏的一些金银首饰取出来,并筹措一笔现金带到香港与他碰头。原来在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兵分数路,猛攻杭州,国军顽强抵抗,但终不敌溃败。杭州一带已人心惶惶,云乔怕家中财产有失,曾经叫父亲把他俩的一些金银首饰等值钱之物藏于一个瓦罐内,埋在自家果园里。见儿子来电急需支援,父亲连想都没想就把瓦罐挖出来,在上海把金银首饰全变卖了,将现款汇到香港。

    云乔得到现款,马上买了一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从香港海运到越南海防,再由镇南关入关到达广西桂林充作公司资产。陶培唐也从杭州“鸿飞公司”原老板那里带来了部分汽车配件,充作在桂林经营的资产。

    几番张罗后,1939年底“中国汽车贸易公司”的招牌就在桂林南环路23号挂起来了。起初,他们一面继续作少量的汽车进口生意,一面大力开展汽车维修业务。由于技术精湛、服务周到,全力开展汽车的装配及维修工作,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后来公司停止了经营贸易,全力以赴开展汽车的装配及维修业务。  

    由于敌人的封锁,市面上的汽油已日渐稀少,市上盛传“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陶培唐和张云乔接受长沙中国银行订购合约,由陶只身一人通过沦陷区赴上海,替长沙中国银行购买汽油,并给《救亡日报》捎带一台印刷机。

    陶培唐因路途劳顿,回到余姚老家时得胃溃疡而大出血,因病不能工作。云乔得知后,将汽车厂事务交给陶钜唐和吴高连师傅全权打理,带上陈东赶往余姚。他们首先去看望卧病在床的陶培唐,看见他病情稳定且已经好转后,二人才宽下心来。云乔问陶培唐:“事情办得如何?”陶培唐说:“已经在上海买了足够的汽油和一辆二手卡车、一台给《救亡日报》的印刷机,交运输公司承运,你们只要到江西的鹰潭等候收货便是。”

    云乔的父亲把陶培唐接到长河镇自己家里养病,二老悉心照料。云乔和陈东二人则赶到鹰潭提货,将送给《救亡日报》的一台印刷机由火车托运到桂林,交给了报社使用。但由于经手购买者不懂行,买来的是脚踏圆盘机,不适合于报馆使用。云乔知道此事后,急忙又给报社调拨资金,重新买了一台被火烧过的四开平版旧印刷机,经过修整后使用。

    《救亡日报》报社办公和食宿总部设在太平路12号, 为方便发行,报社在桂东路设了一间发行点,报纸交由“三户”印刷所承印。在夏公的表率之下,全体同仁精诚合作、无私奉献,大家十分体谅报社的经济困难,除食宿之外,都不领取工资。由于报纸的时间性很强,大家经常没日没夜地紧张工作,但却毫无怨言,且充满了一种投身于伟大事业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就连报社的临时工和搞勤杂的小孩都深受感染。

    有一个叫阿华的12岁孩子,大家都称呼他为“细佬”(粤语即弟弟)这个孩子是同志们从广州撤退时路上捡来的孤儿,他在报社除了干勤杂工作之外,每天还要从市区办事处送校样和稿件到江东的印刷所付印。有一天,桂林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雨,致使漓江水陡然上涨,过江东的浮桥被冲断,送稿时间又在晚上,其时已无渡船可搭。这位“细佬”手抱一沓稿件,看着汹涌的洪波,焦虑万分。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如果不能及时将稿件送过江去,必然影响明天的报纸出版发行。于是,他毅然脱下自己的衣服,将稿件包裹在里面,顶在头上,冒着被急流吞没的危险,踩水过江,硬是将稿件及时的交到印刷所上机印刷,确保了次日的出报时间。

    由于“三户”印刷所铅字老旧,又用的是黄色粗糙土纸,印出的报纸质量不尽如人意,夏公打算自己筹建一间印刷厂。他考察、走访了报社附近的几处地方,最后选点在东江郊外白面山麓建印刷厂。他们找来民工搭建了一间棚屋,又购买了一台旧的四开印刷机。两台机器安装调试好以后,印刷厂就算成立起来了。夏公把厂名定为“建国印刷厂”,派张尔华同志主持工作,屠天侠2〕同志负责具体业务。张云乔又资助报社开办造纸厂。这样,报社初具规模,从纸张到印刷、从采编到发行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线。

    由于采用了新铜模浇铸5号铅字和新的纸张,使《救亡日报》的面貌焕然一新,发行数量由最初出版时每天2000份增加到了每天8000份,报纸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19411月,“皖南事变”3〕爆发,《救亡日报》因为拒绝登载“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电文,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新闻检查处的迫害而停刊,当天所出报纸全部被扣押,不准发行。从此,这份在海内外初具影响的抗日《救亡日报》便从群众的视野中消失了,而报社同仁两年多的辛勤耕耘也毁于一旦。秉承党的指示,夏公及报社同仁向香港撤退。当时购机票去港必须经特务机关批准,夏公通过广西政府的关系购得机票,在除夕的下午,张云乔驾车送他到机场,搭乘班机飞港。夏公到港之后,即筹备出版《华商报》。不久桂林报社全体职工,如廖沫沙、华嘉、林林、张尔华等同志,也都陆续经水陆路到港,参加《华商报》的工作。《华商报》精英荟萃,高手云集,继续高举抗日救亡的火炬,使《救亡日报》未竟的事业得以发扬光大,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云乔与报社和印刷厂时有往来,经常通过自己的企业给报社提供经济援助,厂里负责财会的同事也不多问,只要云乔发话,他们就悉数拨付。在此期间,云乔认识了“建国印刷厂”厂长、地下党员屠天侠同志,对屠天侠的行政管理才能和性情十分赞赏。

    过了月余,陶培唐病好回到桂林,还带回一批汽车零件。这时,云乔又萌生了到越南海防进购汽车的想法。云乔第三次去海防进货时被骗,使他感觉到这种流动性的经商风险太大,加之当时由于汽油紧缺,很多车主都想把汽车改装成木炭车(即以木炭燃烧产生的气体为动力的机车),云乔便决定暂停到海防进购汽车,专事汽车修理和改装。陶培唐和吴高连将汽车修理部的重点业务用在经营木炭汽车上,并将汽车公司迅速改建成了“中一机械厂”,专门制造木炭车所需要的手摇鼓风机、换气阀门等零配件。 

    注释:

    1〕《救亡日报》,1937824日在上海创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8年迁广州,1939年迁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刊。1945年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旋即被迫停刊。

    2〕屠天侠,中共地下党员,19468月任中国民主同盟桂师支部书记,后曾任贵阳一中制烟厂副厂长。解放后,调上海市、青岛市工作,是青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当选为青岛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3〕皖南事变,194114日,中共为了维护抗战大局,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军部及所属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16日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相关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 2017/02/13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十节  弃影从商  实业报国

    1938年春节刚过,云乔自告奋勇,只身搭粤汉火车先赴广州,沿途打听和考察湘粤公路是否畅通汽车,尤其是粤湘交界的大庾岭、九峰山交通是否困难,得到可靠的把握后,云乔到达香港。好在这时上海道奇汽车总代理负责人费理曼(Mr.Freeman)和助手欧阳福全已经由上海到达香港,云乔当即和他们联系,并发电报给长沙的谷仲廉二哥,让他汇款到道奇汽车公司香港办事处,订购六辆货车、三辆轿车。

    初次闯关就获得成功,使云乔和谷家兄弟信心大增。这时,陶培唐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从杭州千里迢迢到长沙来找张云乔。陶培唐的到来使云乔倍感欣喜。原来陶培唐在百官和云乔分别后,开着破车回到杭州,因怕杭州沦陷后汽车被别人夺取,陶培唐没有将汽车放在鸿飞公司,而是开到杭州郊外的一座破庙。汽车开进庙时,机油箱的底壳被门槛划破,机油漏光了,但陶培唐毫不知晓。不到一月,杭州沦陷,陶培唐开着这辆汽车,行驶十多公里就走不动了,幸好他随身带着单车,陶培唐只好把单车从汽车上拿下来,一路骑着走杭徽公路,七天后才到惠州。陶培唐向鸿飞公司的老板交代了公司的情况后,又继续骑着单车到景德镇,从江西南昌到九江坐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火车到长沙,一路上陶培唐都带着他车牌号为“杭州1717”的单车。

    云乔听罢陶培唐的讲述,对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赞叹不已。

    他们和谷家兄弟经过一番筹划后,于19384月正式成立了长沙“中国汽车贸易公司”,公司在长沙南大路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房前的一块空地上他们还建了一间停车房。

    公司成立不久,云乔第二次去香港进购汽车,为方便工作,他加入了“世界汽车协会”,成为会员,领取到了全世界通用的用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印度文等标注的汽车驾驶执照。在香港,云乔通过电报与住在上海英法租界的父亲和陈东取得联系。陈东和云乔的父亲很快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找到了住在香港“弥敦大酒店”的张云乔。父子俩同住一宿后,云乔的父亲张贞明返回上海。陈东与云乔一起带着购买的汽车回到长沙“中国汽车贸易公司”。

    这样,云乔最亲密的几个伙伴——陈东、陶培唐和顾公益技师也都来长沙共同工作了。公司又聘请了上海来湘的原道奇公司的高级技师吴高连,借此成立了一家完整的(有修理设备的)汽车修理公司,云乔任公司经理,陶培唐、陈东任副经理。

    接下去的近一年时间里,张云乔三次带着汽车司机远赴香港,又采购了五六十辆汽车。

    19381021广州沦陷,由香港到湖南的公路通道中断,云乔便将车辆改由香港海运到越南海防,办理过境税务手续后再经广西镇南关驶入桂林。这样又干了一年多,进口了不少大小车辆。

    应该说在那种战争条件下,云乔的汽车生意还是做得十分红火的,但在长沙的一段时期他本人却没有积累多少钱,因他既无红利可分,也没有想去吃“回扣”,来往账目均由谷家二哥掌管,用谷二哥的话说,“把你当一家人,管吃管住,也就够了。你们从上海逃难到长沙,有生意给你们做,还谈什么酬劳和红利?”幸好,每次去香港进货,云乔都顺便给自己捎带一辆二手车,这点资本大约就是他离开长沙到桂林以后自办企业的原始积累吧。

    1938年底,武汉沦陷前夕,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始往长沙撤离,孙师毅及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不少同志,从汉口包了一条小轮船抵达长沙,云乔叫人把汽车公司腾挪出来供他们办公和暂住。听说三厅撤退时交通工具有困难,他又将一部刚修复的“克雷斯勒”轿车,托孙师毅交给正在长沙水风井指挥政治部人员和物资过境撤退事务的那位杰出的中共领导调度。

    郭沫若著《洪波曲》写道:“11日晚上,孙师毅乘了一部小汽车先走了,同车的有夏衍、池田幸之和于立群,他们是先到桂林去,为三厅布置一切。”文中说的就是这一辆汽车。(这应该是张云乔弃影从商以来为党和国家做的第一桩实事)地下党领导同志特派一名保卫随车护送出长沙市区。

    张云乔和孙师毅相约,车到湘潭过渡以后,在岸边等他们同行。11日下午,张云乔和王遐文驾驶着“373”号牌照的轿车离开长沙,在下摄司过河之后,等孙师毅一干人来会合,直等到深夜,还是不见孙师毅,他只好继续前行十余公里,在中路铺一间小饭店过夜。第二天上午,孙师毅的车和张云乔汽车公司的一辆货车同时到达。只见于立群和池田幸之疲惫不堪,满身尘土,腆着个怀孕的大肚子吃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池田幸之手上抱着个小猫。一问才知他们的车在开出市区南门时,市内已开始纵火,省保安队的残兵败将在路边设卡抢劫车辆,供他们使用,幸亏地下党领导同志早有预见,所派的保卫同志挺身而出,向拦阻的保安队员出示长沙警备部的通行证旗帜,对方仗着人多势众,不买账,硬要车内的人下车让出车辆。保卫同志迫于无奈,迅速拔出驳壳枪对准对方,准备火拼,同时让司机发动开车。匪兵终究被吓退,车辆得以闯过。但一路上车多路挤,无法加速,因此耽误了时间。

    他们到达渡口之时,长沙已笼罩在一片浓烟之中。

  • 2017/01/24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九节  咖啡馆巧遇“田老大”

    一般地说,搞艺术和经商是两码事,艺术家和企业家从思维、性格、气质到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处世为人都有很大的差异,能兼而有之者实属凤毛麟角,而张云乔便是这种为数不多的“双料”人物,他不仅在艺术上是才子,在经商办企业上也属奇才。

    中共领导同志的一席话对苦闷彷徨和举棋不定的张云乔来说,无疑是醍醐灌顶,拨雾见天。是呵,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行行出状元。云乔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决定暂时弃影从商,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社会环境好转了,再回头搞他心爱的电影艺术。打定主意后,他立即电告长沙方面表明心志,并约定日期前往长沙。

    著名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中共领导同志的嘱托对张云乔弃影从商,实业报国的人生选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使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工商业者的行列。

    到了长沙后,云乔的亲戚,时任长沙中国保险公司经理的谷仲廉二哥派车到火车站迎接,并让云乔住在他家。长沙中国银行职工久闻张云乔在上海影剧界的名声,又知是谷经理的亲戚,自然对他礼貌有加,大家端茶递水,争着与之叙谈,所言者皆系家乡余姚口音。云乔一问方知整个银行差不多都是余姚人,这使身在异乡的云乔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对弃影经商的底气也更足了。

    摆谈中云乔得知,谷二哥办了一个“联昌行”,已取得美国道奇汽车公司湖南省的代理权,但战争使航路中断,加之缺乏熟悉经营汽车的专业人员,至今未能开展业务。云乔认为在抗战时期,交通工具十分紧缺,这个时候发展汽车事业是个难得的机会。上海路断,可以由香港进货。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谷二哥,谷二哥亦认为可行,但港粤是否有直通汽车公路,尚为未知之数。云乔想即刻动身打探路径,谷二哥说:“年关已到,不便外出办事,不妨过完年再说。”云乔想想也是,只好暂作等待,过了春节再开展业务。

    利用这段空闲时间,云乔便到长沙市内到处去闲逛,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长沙的“远东电影院”。这间电影院坐落在长沙市中区,楼上楼下都有放映厅,进门处有一间“远东咖啡馆”。那阵子,云乔常去那里喝咖啡。有一天,他突然碰到同来咖啡馆喝咖啡的田汉。好友相逢,田汉习惯性地拥抱了老朋友云乔。交谈中,云乔才知道远东电影院的老板便是田汉的舅舅。二人相约晚上去电影院旁湖南人开的戏园子看湘戏。

    连着几个晚上,云乔都和田汉去看湘戏,戏班的人得知田汉亲临,演得更加认真卖劲,还专挑一些平常少有演的戏目来演。他们很快和戏园的班主混熟了。班主恳请田汉为他们写剧本,作艺术指导。田汉盛情难却,为他们写了几个剧本,现排现演,热炒热卖,深受长沙市民的喜爱。

    一天早晨,云乔听到拉黄包车的人说,徐特立正在长沙公开演讲,云乔去到远东电影院时,恰巧徐特立也正在那里。田汉把云乔介绍给徐特立。几人聊了一会儿后,云乔请徐特立与之在远东电影院门前合影留念(很遗憾,此照在“文革”时被毁。)当晚,云乔专门到长沙基督教的青年会大礼堂,听徐特立演讲“抗日战争系持久战”的内容(并未讲阶级斗争)。听演讲的人非常多,打起了拥堂。通过听徐特立的演讲,云乔对抗日战争的形式和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领悟。

    翌日,云乔去到“远东咖啡馆”的办公室,意外地见到电影《夜半歌声》的女主角胡萍。原来田汉的舅舅得知上海打仗后,胡萍回到长沙老家,正到她从前工作过的咖啡馆来玩,特地来看望她。

    大家见到老朋友胡萍都非常高兴,交谈得十分愉快。这时,楼下的女招待上楼来请胡萍下去看看她昔日的同事们。胡萍红着个脸不好意思下去,大家批评她说:有什么难为情的,一个人干什么工作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罢了,只要是凭劳动吃饭就没什么丢面子的。经云乔他们这么一开导,胡萍终于放下大明星的架子,鼓起勇气下楼去了。

    田汉问云乔有没有兴趣到他老家去看看,云乔说:“好啊,咱们明天就去。”

    第二天,田汉向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借了一部小车,和老三田洪以及田汉的舅舅共四人,前往长沙市长沙县田汉的老家。谁知,汽车开出不足二十公里就没有公路了,一行人只好下车走小路去田汉家。

    云乔问田汉:“到你家有好远?”田汉说:“还有八九十华里……怕了啊?”云乔不服气地说:“怕什么,你比我大十岁都能走,我还不能走吗?”

    几人挽起裤管,翻山越岭,一口气走到中午。云乔远远地看见一户农家外面挂着一块餐馆的小牌子,他们赶紧奔过去,每人吃了三四碗饭。稍事休息,一行人又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天色暗淡下来,云乔不无焦急地问:“要到了吗?”田汉用手一指说:“你看前面那道山坳,旁边有条小溪,沿着小溪走进去就到啦!”

    四人加快步伐,很快穿过山坳。云乔果然看到,小溪尽头处、群山怀抱中坐落着一个村落,感觉就像“世外桃源”。田汉首先带着他们走到他舅舅的家(田汉的外公和他的母亲都住在舅舅家里。)

    湖南农家的堂屋大多是伙房,云乔一进去便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堂屋,但见火炉上用铁链挂着一个炭盆,一个喇叭口的烟囱直通屋外。田汉93岁的外公坐在火炉旁,他指着田汉,用地道的湖南口音说:“你是哪一个啊?”田汉舅舅回答说:“他就是田汉。”

    “噢,你都这么大了,你不是在上海吗?”

    田汉回答外公说,上海不久前被日本人占领了,他现在长沙。

    田汉和云乔他们围着这个老人聊开了。外公说:“我今年93岁了,我们这个地方得天独厚,家里仓库里有吃不完的粮食,满山有烧不完的柴火……”

    田汉的外公十分健谈,他对后生们说:“一个人要想长寿是要积德的。你们多做好事,将来也会长寿。”云乔等人表示谨记在心,向老人家学习。

    第二天,云乔又陪着田汉到他妻子的坟上悼念了一番,田汉在亡妻的坟前还止不住哭了一场。

    云乔在田汉家呆了两天后回到长沙过春节。 

  • 2017/01/1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节  中共领导指点迷津

    张云乔拒绝了“中电”的邀请不久,独资经营的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邀其加盟,云乔考虑到张善琨在上海有帮会背景,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复杂形势下不失为一个避风港,便加入到新华,与之签订了一年的电影美工设计师合约。

    张善琨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很清楚当时电影业的市场趋向——国难当头,抗日意义的爱国主义进步作品最受广大群众欢迎。他投其所好,向“左”倾势力实行“靠拢”策略,投资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片《红羊豪侠传》,请田方主演。接着又拍摄了由欧阳予倩编导的《新桃花扇》。这两部影片都具有反帝反侵略的进步意识。他还派摄影队去内蒙,拍摄傅作义抗日《百灵庙大捷》等新闻纪录片,名利双收。后来他又扩大制片经营,邀请左联方面输送剧本和人才,都得到左联的大力支持。

    云乔加入“新华”之后,先搞过《桃源春梦》和《小孤女》两部小型娱乐性的影片,接着和史东山1〕合作,担任了《狂欢之夜》的美工,又和吴永刚导演合作担任《壮志凌云》的美工。《壮志凌云》是一部优秀的国防影片,以决心保卫家乡为主题,对于掀起全面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新华”又摄制了一部国防影片《青年进行曲》,由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主要演员有施超、张慧灵、顾尔已、胡萍等,主题歌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有意地增加了抗日的内容,歌中唱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进,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这部《青年进行曲》的影片在“七·七”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首歌曲也很快在全国风行。

    新华影业公司拍得最成功的一部影片当属《夜半歌声》,该片原来的剧本完全是一部简单的恐怖片,经田汉大笔润色后,掺入了革命的内容,再加上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三首主题歌,使之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完整大作,名震全国、久演不衰,这两部片子的美工设计均是张云乔。

    “八·一三”前夕,新华影业公司搬到了法租界亚尔培路。813日,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投入30万人,中国抵抗军队有50个师,90万人,由冯玉祥、蒋介石、顾祝同和张治中先后统率。战斗空前残酷激烈,日军的飞机、大炮不断对上海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我防空部队奋起还击,弹壳、弹片如冰雹一样打得新华公司的摄影场屋顶吭吭作响,摄影组根本无法正常作业,甚至还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形下,新华公司只好宣布暂时停业,疏散职工。

    张云乔在新华公司的这段时间里,还兼职担任了元丰油漆公司以及一间灯饰玻璃装修公司的美术设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购置了一辆小汽车,自己驾驶。此时,张云乔料定上海可能不保,非久留之地,匆忙收拾了一些细软,驾车护送父母、妻儿回到余姚老家暂避。

    为筹措一笔经费到抗战后方图谋发展,云乔决定到杭州把小汽车卖了。

    到了杭州,云乔经陈东介绍,认识了鸿飞汽车运输公司经理陶培唐,和他在银行供职的兄弟陶钜唐。通过陶培唐介绍,云乔把小汽车卖给了抗日部队某师。为避免路上携款遗失,云乔委托陶钜唐帮他把钱汇到余姚老家,自己则和陶培唐商议在武汉会合,共谋发展。

    云乔见鸿飞公司存有一辆久已不用的破车,便出钱买了新轮胎等配件让陶培唐把它修好。陶培唐连夜将这辆破车修好,送云乔经绍兴到达百官,云乔乘火车回到余姚老家,携带前妻和女儿三人去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武汉。

    云乔到汉口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中国银行打探他的姐夫谷兆芬的大哥谷澧馨是否在汉口,得到答复:他是长沙中国银行的副经理,现在常德。二哥谷仲廉在长沙中国保险公司担任经理。云乔通过电话和二哥谷仲廉取得联系,他们表示热烈欢迎云乔去长沙。第二件事就是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属下的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考察。

    一进厂门,云乔就见到以前工作上的老伙伴史东山。史东山诚恳地建议他到“中制”报到,云乔告诉他说:早在“电通”关闭前,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就派人来邀他加盟,但他追求的是进步电影事业,“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而断然拒绝了。这次若加盟“中制”岂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言下之意还是不肯当国民党的“大兵”。

    这样,张云乔等于把自己从影的路给断了,因为后方就只有“中电”、“中制”两家制片厂。这真是令人沮丧的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云乔陷入了彷徨和苦闷之中,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刚走出“中制”的大门,就看见陈波儿站在街口准备打车。陈波儿是云乔在“电通公司”时的同事和邻居,张云乔一家住在楼上,陈波儿和她丈夫任泊生住在楼下,两家人过从甚密。陈波儿热情地招呼云乔一道去见一个人,云乔欣然应允,便与她同雇了一辆马车前往大和街,原日本人走时留下的一间楼房(总政暂住)招待所。

    途中他们互相通报了分别后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云乔言语中流露出了对“中制”没有兴趣想转业另寻出路的打算,陈波儿对他的想法表示理解,并说了些人各有志,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之类的话。接着,陈波儿说她已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追求她的梦想,云乔对她的远大抱负和超凡勇气表示钦佩,但他自己当时对党派的兴趣并不浓,对政治的热情也没那么高,所以,当陈波儿问他是否同去时,云乔回答:“以后再说……”

    到了招待所,他们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一位杰出的中共领导同志。这位中共领导同志见是熟人陈波儿来访,便站了起来,陈波儿向这位中共领导同志介绍了张云乔。这位党的领导同志握住张云乔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夏衍对我提起过你,你是电通影业公司的人。今后有什么打算?”云乔说:“本来应该继续搞电影工作,但目前抗战后方,只有‘中制’和‘中电’两间制片厂,在上海之时,‘中电’曾派专人邀我参加,当时我拒绝了,难免得罪了他们,我有顾虑。我在湖南长沙有工商界和金融界的亲友,可能具备转业下海搞工商业的有利条件,我有意向这方面发展,不知是否可行?”这位党的领导同志沉思片刻后说:“你在工商、金融界有较好条件,就向这一方面发展也很好嘛,也同样可以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的。你可以通过孙师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秘书)和我们保持联系。”

    这位中共领导同志的话寓意深刻、弦外有音,张云乔心领神会,纷扰的思绪如雾一般散去,他看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就这样,张云乔按照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步入了工商界,并接受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单线联系,开始了秘密的地下革命工作。 

    注释:

    1〕史东山(19021955),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导演,1922年进入上海影戏公司,1925年编写第一部电影剧本《柳絮》,1937年编导了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抗战胜利后,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改编导演了《新儿女英雄传》,获得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

  • 2017/01/1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电通影业公司被迫关闭

    正当电通影业公司的事业如火如荼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加紧了对“电通”人的打击和迫害。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务部门(简称“中统”)频频介绍人员进公司,派员入厂卧底,还大搞“鸿门宴”。他们邀请马德建、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孙师毅、司徒慧敏、许幸之8人到南京开会并设宴招待。宴席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作主持人,并致辞:“今天请各位来,是向各位交代一个问题,根据我们最高领导指示,上面接到很多不利于你们电通影业公司的揭发信(用手作状一大沓),说你们的后台是共产党。这点嘛,我们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你们各位都是社会精英,希望以后继续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本,免受异己分子的利用。”

    出席宴会的电通公司代表马上就听出了徐恩曾的“弦外之音”,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家心领神会地相互点点头。自此以后,大家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在搞先礼后兵。果然,后来便接连发生了公司人员遭到逮捕迫害的事件。第一个遭逮捕的是王莹,她被特务绑架后被关了两个星期,最后脱险回来。接着,周伯勋被捕,在租界捕房关了一个月,经营救避过了被华界警局的引渡,终于放了回来。田汉、杨翰笙此时前后也被捕,且被送到南京。经组织决定,夏衍暂避日本。

    在种种折腾之下,正常的生产受到干扰,电通公司的第五部影片《街头巷尾》的摄制进度也因此而放慢。这时,制片厂因经济拮据,常常连工资也发不出。然而,全体员工仍咬紧牙关勤勉工作,无怨无悔。

    国民党反动当局趁机使出了杀手锏。在三个月前,电通影业公司向国华银行的贷款受到照顾延期,此事不知怎么被南京方面获悉,他们向国华银行提出,这笔欠款可以由南京中央党部代为偿还。银行方面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收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付出的本息5万元,而将“电通”和银行所订贷款契约文件移交给南京中央党部收存。这样一来,南京中央党部摇身一变,成了电通影业公司的债权人。

    南京的特务头子洞悉了“电通”的经济窘况,感到时机成熟,开始向电通影业公司追讨欠款。公司方面提出可否延期到《街头巷尾》影片摄制完成之后奉还欠款,南京“中统”答复可以考虑,但不久就开来了一辆卡车,来人向马德建经理出示了他当时与国华银行签订的贷款契约,电通公司的员工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特务们将作贷款抵押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车间搬出,装上卡车,扬长而去,员工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同军队缴械,无可奈何。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电影队伍——“电通公司”从1934年初开业到1935年底被迫关闭,出品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部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色彩的有声影片,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毕业歌》、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名扬天下,震彻山河。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等一个都不能少,张云乔同志作为这四部有声影片的美工师,功不可没。

    云乔怀着悲愤和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电通公司。“电通”的这段经历不仅使张云乔在上海的演艺界、戏剧界声名鹊起,而且对他进步思想的最终形成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萌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时间生活和工作在一群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间,被熏陶和感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电通影业公司歇业前夕(19359月),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派专员张宗禹到上海电通公司找张云乔,说他受“中电”厂长余仲英之命来聘请云乔参加“中电”,条件是如果云乔加盟“中电”,可以享受公费出国到好莱坞深造,回国后委任“中电”的高级要职,云乔当即拒绝了他的聘请,张宗禹面带愠色,狼狈辞别。料想“中统”特务的黑名单已有张云乔的大名了。

  • 2016/12/2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第一个听到国歌的人

    绘制《血战宝山路》大型壁画的成功和出色完成大型话剧《怒吼吧!中国》的美工设计、制作,使张云乔在上海的文艺圈内小有了名气,那时,他仍然住在应云卫先生家里。

    离应家不远处有个“中外书店”,这个书店二楼二底,沿街有两个大开间的门面,书架上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尤其是国外的政治书籍,引得不少有识之士前来购买翻看。孙师毅也经常光顾中外书店,所看的大多是外文书籍,张云乔的英文水平不及孙师毅,便经常乘机向他请教,二人关系愈加密切。“中外书店”对书市的反映似乎特别快,例如,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不久,云乔便在书店里看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英文版《西行漫记》原本。书店老板叫明跃武,云南人,明老板当时对文化人士礼仪有加,由于张云乔和应云卫经常光顾书店,久而久之便成了熟人、朋友。

    有一天,张云乔在书店里偶然结识了从云南昆明到上海来发展的聂耳,大家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明老板经常邀张云乔、聂耳、应云卫等到书店对面的一间名叫“洁尔精”的四川餐馆吃川菜便餐和大头菜之类的云南菜。张云乔原本不知道云南大头菜,经过聂耳特地介绍,也开始吃大头菜了。有一次,聂耳从云南老家给云乔带来一瓶家乡的大头菜,云乔觉得特别可口,也被聂耳的真诚所感动,从此喜欢吃大头菜。至今,张老一吃大头菜便要想起好朋友聂耳,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书店楼上有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明老板也许是出于招揽生意的需要和对艺术的崇拜,有意将房间整理干净,并摆上长条桌椅,热情邀约才子在楼上聚会。聂耳、应云卫、张云乔、戏剧协社的成员便经常相约到这里来约会、叙谈,排演话剧,纵论世事、切磋艺技,把“中外书店”的楼面搞得热闹非凡,明老板的生意自然更加红火。

    聂耳的音乐天赋极高,民族乐器他几乎样样皆能,尤其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那时左翼电影机构已经成立,聂耳系主要成员,十分活跃,深得同仁喜爱,在联华公司摄制的电影中,他还客串角色。有一次他脱光衣服,浑身涂抹起黑色油彩,把个影片中的黑人水兵演得活灵活现……当时的聂耳,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充满了革命激情。1933年,由田汉做入党介绍人,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张云乔和应云卫、袁牧之已加入“电通公司”,这是一个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制片厂,马德建任公司经理,司徒慧敏任制片厂厂长,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阿英等同志在幕后领导创作和题材的选定。从1933年上半年开始成立,摄制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片《桃李劫》,由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担任男女主角,唐槐秋、张惠通、王遐文等配合演出,吴蔚云摄影,司徒慧敏录音,张云乔任美工,田汉作主题曲《毕业歌》的歌词,聂耳作曲。这部影片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展现了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赢得了极高的评价,票房发生拥挤盛况。随着影片的上映,《毕业歌》也成为当时广为流行的时代歌曲。电通公司打响了走向社会的第一炮!此后,又陆续拍摄了《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由聂耳作曲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皆成为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在筹拍《风云儿女》时,共产党员田汉刚刚写出这部影片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后就被捕了。

    一天,张云乔在去电通公司上班的路上,孙师毅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是田汉写在烟盒上的),请他交给电通公司尽快找人谱曲。云乔立即将此条交给了摄影厂主任司徒慧敏,电通公司研究决定,请年仅23岁的乐坛才子聂耳为此歌词谱曲。

    接下来的日子,聂耳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简直进入了一种废寝忘食的境界,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放声高歌、一会儿急促的来回走动,引得房东老太跑上楼来,骂他是“疯子”、“神经病”,聂耳只好一脸无奈地向她道歉。

    两周后的一个清晨,云乔照例提着包走到街口搭乘无轨电车上班,刚上电车,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云乔一看,原来是好友聂耳。他迅速走过去与聂耳并肩坐在了一起,第一句话就问:“《进行曲》谱好了没有?”聂耳兴奋地说:“干了几个通宵终于写出来了,但还没人听过。”云乔急忙说:“快让我听听。”聂耳清了清嗓音,低声哼唱起来,云乔立即被这支曲子雄壮、激昂的旋律打动了。当聂耳哼完最后一句时,他竟忘情地拍起手来,把前后的乘客吓了一跳,云乔说:“聂耳,你谱的这首歌充满了激情,准能流行。”

    的确,那是一个呼唤激情、渴望激情而又要唤醒激情的岁月。

    云乔沉思片刻后,奇怪地问聂耳为什么这首歌曲从头到尾都没有用音符“4”,聂耳回答说:如果用了音符“4”就不够有力了。他还告诉云乔:自己对原词进行了些大胆的改动,把原作的二节合并为一节,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许幸之1〕的提醒下,把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再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刹尾,变成了“前进,前进,前进,进!”

    下了电车,他俩兴冲冲地走进“电通”摄影棚,云乔迫不及待的代表聂耳宣布:“《义勇军进行曲》谱出来了!”在场的人当即抄下简谱,围坐一团试唱起来。这首曲子,倾注了聂耳全部的创作激情,以号角式的音符贯穿全曲,激昂的音调具有震天撼地的号召力量。大家越唱越兴奋,最后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连声叫好。

    后来上海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在灌录唱片的合唱队伍中,张云乔又有幸被选为合唱队员之一,成为第一批高歌的人。唱片在电影上映前提前上市,很快在全国引起空前的轰动,为鼓舞民族士气,争取民族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鼓舞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发图强。

    谁也不曾料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徐悲鸿大师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之下,一致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来,《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体现了全国各族同胞的共同心愿。

    这是“电通公司”全体员工的荣耀,而张云乔同志有幸成为第一时间听到国歌并第一个高唱国歌的人之一。这件事看似偶然,实则也包含着必然。 

    注释:

    1〕许幸之(19041991),中国电影导演、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作家,曾留学日本,30年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为左联发起人之一,被推荐为左联“美联”主席。后从事电影导演、戏剧编导工作,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