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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2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节  玉屏镇“过肥年”  谁解其中味

    云乔忍着双手的疼痛,驾驶着老福特行进到湘黔两省交界处——玉屏。同行的机修工许涨新感觉车子发出异样的响动,云乔赶忙把车停住,二人跳出驾驶室,打开汽车的引擎盖。只见一团水蒸气像浓雾一般从气缸里陡然冒出,很快又消失在冰冷的空气里。许涨新仔细检查了各个部件,又让云乔上车去发动车辆,发现四只汽缸有一只不动了。  

    “真是倒霉,眼看就要过年了,车子却出了毛病……”许涨新感到很懊恼,云乔却笑言:“还好,要是坏在荒郊野外,就要当‘山大王’了。”

    为了安全起见,云乔只好将车停放在玉屏的汽车站,三人下车来在车站附近找了家旅店住下。云乔派许涨新搭便车去镇远,请那边的汽车修理厂派技工来玉屏修车。

    次日,镇远的技工来了,他一见云乔就说:我们老板叫某某,他认识你,说你们在长沙就相识了,特叫我代问你们好。随后,技工掀开车盖检查,确认烧坏了一只汽缸的连杆“培宁”(轴承),由于现场没有合适的修理工具和设施,技工说,要把损坏的部件拆卸下来带回镇远去修。云乔焦急地问他什么时候能修好回来。答曰:至少要三四天。云乔问能否快点,技工为难地说:“这就是最快的了……要不是你和我们老板是老相识,我还不愿意接这样出力不讨好的活呢。”

    看来,急是急不来的了,云乔耐着性子打算困守一个星期,他甚至做好了整个春节都在途中度过的思想准备。

    时近中午,云乔这才想起还没吃早饭,感觉肚子有些饿了。他们走进车站边上的一家饭馆,但见里面冷锅冷灶,店老板说,做饭的伙计早就回家过年去了,饭馆已歇业几天了。他们又去了别的几家餐馆,还是如此,没有营业。无奈,云乔三人只好回到旅店,但旅店也因为春节将至而停止供应伙食。这时,大家的肚子已饿得咕咕直叫,云乔说:“看来只能自己动手做饭了。”他叫张启昌一道去玉屏街上买口铝锅和食物,准备拿到旅店烤火用的炭盒上煮食。

    二人去到玉屏街上找寻着所买之物,突然,云乔发现街边挂着一块中国银行分理处的牌子,不觉走了进去。他们刚跨进门,迎面就碰见前长沙省行的主任马贻成。他乡遇故知啊,大家都倍感亲切。马老伯亲切地问云乔“大过年的跑到玉屏来有何贵干?”云乔说:“现在贵阳的市场疲软得很……要吃饭啦。”马老伯说:“那也用不着你大老远的亲自跑啊。”云乔笑着说:“当头儿的就是要在这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嘛,再说湘西这条销路我跑起来更有把握。”

    “倒也是啊。看来这个生意也不好做啊。瞧这天寒地冻的……也实在辛苦你们了。” 马老伯又问云乔“你们吃饭问题怎么安排啊?”得知云乔他们要自办伙食时,马老伯声称“大可不必,我每天叫人给你们送饭过来便是。”

    云乔历来不愿给别人添麻烦,见马老伯这般殷勤,忙不迭地恳辞说:“千万不要劳顿尊府,我们在炭火上顺便煮一顿饭可以吃一整天,比起当初桂林撤退时方便多了。” 马老伯执拗不过只好说:“有什么困难要讲啊。”

    尽管如此,马老伯还是经常派他的侄儿马伯荣送些佳肴到旅店来供云乔三人佐膳。这位经常来送饭的马柏荣刚高中毕业,虽然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少年老成,应答敏捷,手脚干练,云乔和张启昌对他都很有好感,觉得他是个干事的料。由于受战争影响,马伯荣暂时困守边镇,一时尚未就业。

    除夕下午,马伯荣特地给云乔送来一只鸡,祝大家春节快乐。徐育才把鸡杀了,三两下打整干净,放在炭火上炖好。晚饭时,云乔专门为张启昌和许涨新买了点当地的土酒。三人围坐在炭火旁,频频举杯,就算过年啦。云乔因从不喝酒,便以茶代酒,大家互祝新年快乐,来年春早。

    吃罢晚饭,张启昌和许涨新二人醉醺醺的回到房间睡觉去了。云乔却满怀心事,裹着大衣到玉屏街上去散步去,顺便感受一下这个边远小镇的节日气氛。

    街上的行人很少,大家都关起门来吃年饭了,一些富裕人家的门前挂起了大红灯笼,不时看到一些小孩在街边燃放烟花爆竹,四下里传来的划拳打马之声和哄笑声,把小镇的除夕之夜渲染得其乐融融。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过的第一个春节,人们盼望着辞旧迎新,从此过上太平、祥和的新生活,正所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云乔总觉得这喜庆的气氛中缺少点什么,玉屏镇是以产洞箫、横笛乐器驰名中外的,仅仅在汽车站附近,云乔就看见有十多家制作箫笛的店铺,出品工艺精美、发音清亮,但一般的技师们只求乐器表面的华丽,而从未听到他们演奏任何乐曲,这使云乔想到匠人和艺术家的区别,想到不同地方的文化传承和底蕴。

    云乔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到旅社,感到百无聊赖便宽衣上床,可他怎么也睡不着。在这个除夕之夜,他想念远方的父老乡亲,想念贵阳城中的老婆孩子和工厂的伙伴们,他在猜想:此时此刻他们都在干些什么,不禁吟起唐诗来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夜深沉,难入梦啊!躺在乐器铺隔壁的小旅社,看着窗外漆黑的原野,云乔渴望能听到一点悠扬的笛声,但结果是万籁俱寂。他后悔出发时没带上一把京胡,要不然此时拉上一曲也可排解相思之绪啊。

    冥冥中,1946年的第一道晨光初现了,云乔一觉睡到当天中午。

    三天过后,镇远的修车师傅回来了,老爷车已经修好。云乔要朝更远的湘西方向去了,临行前,他专门到马老伯处辞行。

    马老伯说了一通“照顾不周”之类的客套话,向云乔提出:贵烟厂是否缺人手?可否让他的侄儿马伯荣进厂当学徒?

    云乔早有把马伯荣引进麾下之意,便对马老伯说:“依伯荣老弟的品格,决不能让他当学徒,他已经有足够的资格担当一门职司。我回去就和陶培唐、陈东两人商议,估计不成问题,定下来后马上通知你。”马老伯一直目送着老爷车离开玉屏镇。

    经过一天的跋涉,老爷车到了芷江,云乔看到这里比以前热闹了许多,街上还走着不少外国人。他预感到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他向街上的行人打听,原来日本投降以后,在芷江机场举行受降仪式,日寇的侵华头目冈村宁次在此签订投降文书,中国方面接受投降的代表是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何应钦。

    云乔在芷江街边看到有美制香烟“骆驼”牌(Camel)和“多米诺”(Domino)(当地人称为“杜鲁门”香烟)出售,想必是美军机场出售的剩余物资,数量不多,尚不至于影响到烟市。

    在公路上,云乔遇到大批装备现代化的部队开往机场,听说是孙立人为军长的“新一军”,从缅甸远征抗日归来,现在要从这里空运到东北沈阳。

    “看起来这八年艰苦抗战,争取到的和平局面又要在残酷的内战之中打破了。”云乔大发感慨、摇头叹息。

    老爷车一路颠簸着到达辰溪、沅陵,云乔分别和当地烟行联系,订立了供销协议。这些烟行的老板无不为云乔的敬业的精神所感动。

    回程沿途,云乔又到去时经过的代销烟行回笼货款,收集情况反馈,他们都说,“沪光”牌香烟很好销,希望贵烟厂今后用卡车来送货。烟行结算付给的货款都是小面额的钞票,从辰溪到镇远走一趟就装满了两个麻袋。这时,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时间就是金钱,云乔闻讯急速赶回贵阳。

    回到贵阳,元宵节已过,但云乔毫不后悔, “湘西之行”不仅销脱一大车香烟,而且和沿途及湘西的烟行达成了长期合作协议,更重要的是,他鼓舞了全厂职工战胜困难的勇气。

  • 2017/10/09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湘西销货  轻伤不下火线

    1945815日 ,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一中制烟厂也放假一天以示庆贺。陶培唐的女友邵女士从重庆来电,催促他早日去重庆,共同回上海结婚。云乔力促其行,送他搭上运送香烟的货车去渝。不久,陶培唐他俩由渝回沪,婚后双双去了香港。

    随着战争的终止和国民党政府将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贵州失去了作为抗战后方基地和西南交通枢纽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政治、地理诸方面均不再具有因抗战而形成的特殊优势,与之相应的是战时内迁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纷纷回迁,从而使一度转移到贵州的资金、技术、人员、设备、市场大部分丧失。

    抗战时期逃难而来的人们纷纷收拾行囊、打理行装,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踏上了返回故乡之路,到处是“青春做伴好还乡”的景象。正如当初人们潮水般涌来一样,此刻又潮水般退撤到四面八方。人口规模的骤减使贵阳市面一下子变得冷落萧条,卷烟行业首当其冲,受到重创,加上沪产、港产的卷烟开始由外地进入贵阳市场,两面夹击使贵阳卷烟企业的竞争空前激烈,一中制烟厂和别的卷烟企业一样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贵阳的许多烟厂经不起这个浪火冲击,被迫停产、停工,甚至歇业倒闭。据同业工会调查报告,全市烟厂停业7家,停工28家,外迁1家。贵阳市由过去总共64家烟厂减少到20余家,产量由过去每月1600箱减少到每月百余箱。一中制烟厂的产品也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烟厂又一次陷入困境。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云乔召开厂务紧急会议,研究破冰之策,会上有人提出可否考虑迁厂事宜,云乔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理智的,因为经过半年多的拼搏,一中制烟厂已打下基础、初具规模,再说,贵州是烟草大省,在这里办烟厂的条件无可比拟,另起炉灶又谈何容易。他认为这是一道坎,翻得过去前途就是一片光明,大浪淘沙,熬得过危机的烟厂必然赢得更大的市场。经过激烈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拯救当前危机的惟一办法是:对内减产,对外促销。

    一中制烟厂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辞退了在本市招入的临工和个别不称职的员工约40余名,酌情发给补助,又作了大量的解释工作,得到他们的谅解。但云乔却很内疚,经商办企业以来,他从来都是增员,没有减员一说,这一次裁员实是无奈之举。

    为了处理积压产品,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必须派人到湘西、桂北、黔北等地上门销售。云乔深知这种时候身先士卒的意义和作用,他决定亲自到湘西销货。他自己驾驶着一辆四缸福特老爷车,装上香烟,首发湘西。被他的精神感染,老友张启昌(张启昌此时在贵阳开了一家烟店)自告奋勇要与他同行以便照顾。为了预防汽车出故障,云乔带上了汽车学徒许涨新。

    第一天过了马场坪来到黄平,这里的市场并不似贵阳那么冷落,云乔和当地烟行接洽销售业务,他们对厂方送货上门表示欢迎。当晚云乔在黄平住宿。

    第二天早餐过后,云乔继续前进,经过施秉到达镇远。镇远是贵州边境的大城市,有河流直通湘西,中国银行在这里设有分理处。从战时长沙撤退到这里的中国银行省行的高级职员,有不少是云乔的同乡好友。于是,云乔借这个机会去拜访了他们,得知他们正在准备迁移回长沙,恢复中国银行省行。

    从银行分理处出来,云乔找到一间较大的烟行,把汽车停在烟行门口,见里面有一位青年店主正埋头拉京胡,云乔既感好奇又觉亲切,他有好些时候不曾听到京腔京胡了,便走入店内,这个青年抬头发现他们,知道是由贵阳来送货上门的,立即放下京胡,热情接待,请云乔三人到店内用晚餐。

    晚餐时,张启昌说起云乔也是京胡爱好者,店主便要求云乔给他“多加指教”。云乔拿起纸笔,当场就给他写了几个京剧过门和曲牌的简谱,如小开门、夜深沉、柳摇金、八岔等给他参考并做示范演奏。

    店主听完云乔的演奏,拍手叫好,立即对云乔口称老师,说要向云乔学习,如此一来,他们竟成了知己朋友。店主因此对销烟业务更为努力,后来成为一中制烟厂在湘西方面的总代理。

    这是张云乔同志以艺会友,把个人的精神爱好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又一成功事例,同时也体现了云乔在艰难困苦中的乐观主义精神。

    次日清晨,云乔由住宿的旅店起身,发现汽车油管堵塞,引擎发动不起来,便下车来检查。助手从油箱里取出少量汽油,加入发动机的化油器,不慎漏油,碰到火花塞引起燃烧。云乔当时正在俯首调整化油器,来不及躲闪,火焰一下子烧到了他的两袖及夹克衫,同行的张启昌和许涨新赶紧脱下外套来扑救,但火势越来越旺,眼见得云乔就会烧成一团火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在旅店楼上洗脸的旅客,见到下面起火,顺势将一大盆洗脸水泼洒下来,巧妙地浇灭了火焰。

    但是,云乔的双手已被烧伤,身上的皮夹克衫也大部分被烧毁,剧痛立即袭遍全身,张启昌和许涨新赶紧把他送到当地卫生所治疗。医生对他的伤口进行消毒、清洗,同伴劝他回贵阳疗养,等伤势好了再说。但云乔想到两百多名员工的期望和烟厂目前的困境,不忍半途而废。他咬紧牙关,敷了些伤药,包好纱布准备继续上路。

    云乔首先找到楼上泼水灭火的朋友,送了他两条烟表示感激,希望彼此后会有期。

    云乔坐回驾驶室,张启昌劝他让许涨新来开车,云乔说这条路不好走,他能坚持,并请二位放心。云乔一踩油门,老爷车又踏上了奔往湘西的漫漫旅程。

  • 2017/09/22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自行配香料 首创“高温真空发酵”法

    19453月复工以来,一中制烟厂的生意做得很顺,销售额逐月递增,但云乔认为办企业不应该片面追求营业额的增长,更应该注重利润的增加,即所谓的经济效益。他与张嘉德厂长探讨如何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张嘉德建议自行研制卷烟香料,这样可以节省请人配料的大笔支出,但这是一项技术性强的工作,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张嘉德主动请缨试一试,云乔表示赞同。

    复工数月来,一中制烟厂的卷烟香料均是请贵州烟草股份公司的陈沛霖工程师配制的,由于懂此行当的人奇缺,陈工程师的要价自然也十分了得,还要给他配备一名专送香精的员工。由于找他的人很多,一中制烟厂的员工将香精送去后,一般要等上半天,甚至一天才能取回香料,但两天后就用完了,生产线常常因此而不得不停工,严重影响了生产。厂长张嘉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憋着一股劲儿,他决心自行研制香料,以免受制于人。

    如今得到云乔许可,张嘉德便着手找寻有关卷烟香料配方的点滴资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摞的参考资料,白天上班,晚上则青衣黄卷、挑灯夜战,有时一干就是通宵。为了争取时间,他甚至把配制香料的原料:蜂蜜、甘油、甘草汁、香草精、柠檬精、橘子精等搬到家里,一边看书,一边摆弄那些坛坛罐罐,这个拈来尝一下,那个弄来舔一舔,家里人知道他的“犟脾气”,虽然担心他的身体,但却拿他没辙。

    张嘉德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来不抽烟,为了配制香料,他学陈东当年的样子,很快修炼成“瘾君子”。那段时间,张嘉德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人也消瘦了许多。云乔每次见到他,除了询问一下香料的制作进展外,更多的是提醒他注意身体,说试验可以慢慢来。

    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探索和多次试验,19456月,张嘉德终于自行配制出了优质的香料,他兴奋不已地找到陈东,要陈东先品尝品尝。陈东用专业的味觉品吸了一下,感觉好极了,他告诉张嘉德:成功了!陈东被张嘉德这种拼劲儿彻底折服了,两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为进一步检验香料的效果,他们又去找了许多内行和一般烟民来品吸,大家一致认为,比陈沛霖配制的还好。从此,一中制烟厂就一直使用自己配制的香料,其成本仅为请陈沛霖所配香料的十分之一。张嘉德将此配方交给陈东,仍由陈东来掌控。

    那时,贵阳的60余家烟厂几乎都用的是陈沛霖配制的香料,南明烟厂到解放后还在使用,而张嘉德则是第一个挑战权威的人,他胜利了,这种胜利体现了一中制烟厂自强不息、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

    为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张嘉德在云乔的大力支持下,和徐运善等技师一道发明了“高温真空发酵法”,这一先进的卷烟制作工艺同样来自于生产实践。

    当时,一中制烟厂的烟叶原料有贵定本地产的,有云南玉溪的,也有美国烟叶和许昌等地的烟叶。这些不同地方的烟叶运到工厂后,首先由专门的车间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第二步是按所产卷烟的牌子再行分解;第三步是由雇请的几十名民工抽茎、抽梗(所抽茎、梗又回收压梗、切丝);第四步是进行配方、配料;第五步是切丝;最后是上卷烟机。一般中下等烟叶均有苦涩味,同样一株烟叶顶叶较香醇,腰叶最好,脚叶则有苦涩味,茎梗的苦涩味更浓。

    如何消除这一异味呢?张嘉德和徐运善等人密切配合,经过反复琢磨,多次试验,终于发明了他们自己称为“高温真空发酵”的新工艺1〕。经过这种高温真空发酵处理的烟叶,色泽趋于金黄,青杂味和苦涩味得到清除而变得醇香。为此,他们专门定做了四五十个直径约五十公分、长约1.5米的铁筒,装配了抽气机,还专设了一间发酵房,内置火炉、散热器等,将铁筒并列安置在房中,抽出铁筒中的空气,烘烤十多小时,达到发酵之目的,每天发酵一批。那些中下等烟叶经过发酵后,苦涩味得以清除,卷烟的质量得到极大提高。这种先进工艺的发明和运用,是一中制烟厂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技术秘密。对外是绝对不让参观的,本厂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人物知道。一中制烟厂的卷烟之所以香醇,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那个时候,贵阳其他卷烟企业的烟叶基本上是现购现用,使用的也大多是初烤烟,直到解放后(195312月)按照苏联的50°C高温烟叶人工快速发酵工艺,在贵州烟草公司(桂月村)投资新建发酵房4间,面积300平方米,对中低档烟叶进行发酵处理。该工艺运用烟叶在一定温、湿度下加快发酵的原理,将烟包竖立排列于防潮隔热的发酵房内木架上,让蒸汽经管道进入发酵室散热器,再用鼓风机把热量通过风管排入室内风道向四周扩散,在热空气循环流动过程中以喷雾嘴喷雾调节室内温、湿度,使之达到发酵的温、湿度要求。发酵经历升温、保温、降温三个阶段。经过约240小时的人工发酵后的烟叶,普遍比发酵前提高一个等级。

    可以说,这种方法和八年前一中制烟厂发明的“高温真空发酵”的原理似有相同之处。而一中制烟厂的“出醇”是在真空的情况下,更进一步。凭着这一创新成果,一中制烟厂占据了更多的卷烟市场。 

    注释:

    1〕发酵法:指的是烟叶加工时,用加温、降压使烟叶去除部分杂气的工艺方法,它与现今的发酵概念、机理均完全不同。本书表达的是当时的概念。
  • 2017/09/13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特别的重庆办事处

    除张云乔所在的市区办事处外,一中制烟厂先后成立了贵定、重庆、柳州、昆明四个办事处,贵定、昆明两个办事处主要负责进购烟叶原料,而重庆、柳州办事处主要负责对外销售。在这几个办事处中,重庆办事处是最重要的,它从一开始就不平凡。

    恢复生产后不久,一中制烟厂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这时,张云乔的妻子潘云娟和女儿张丽敏随调职到重庆民航当站长的郑达善一道,从昆明同机飞抵重庆,云乔打算到重庆去迎接,另外有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需找孙师毅衔接。他带上练习生许涨新,驾驶着一辆破旧的四缸老福特车前往重庆。同车的还有贵阳戏院经理袁耀鸿,陈善渊主任的亲戚、11岁的黎根全小朋友。尽管路途遥远而艰辛,车技精湛的云乔仍然信心十足地驾着老福特出娄山关、跨越凉风垭,七十二道拐,过海棠溪、横渡长江,顺利到达重庆,路上的行人对这辆造型奇特的破车甚感好奇。张云乔感叹说:“真是两面青山遮不住,福特已过万重山啊。”

    与家人团聚后,云乔当天与孙师毅取得联系,并约定晚上在孙师毅住处会面。

    孙师毅一个人住在通运门外街协和里12楼,楼上的四间房他都租下了。孙师毅的夫人蓝兰和孩子仍留在上海,没有到后方来,他一个人住着,房内文件书籍堆积如山。地下党的领导同志经常在半夜里单独来到这里和他碰头联系工作。这一时期,孙师毅的工作确实十分紧张,他开办了孔德图书馆、学习会和印刷厂及运输队等等,同时他还打入了蒋家王朝的心脏“侍从室”,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结成密友(这一点他当时还是对张云乔保密,以后到了贵阳才对云乔说明,这是后话)。

    云乔向孙师毅汇报完工作后,请孙师毅出面协调归还一中制烟厂被扣的两辆汽车:一辆是陈东初到贵阳时被大东书局勒令往重庆运货时强扣的;另一辆是从都匀出来时抛锚路边,被国民党军队拉去的。

    孙师毅告诉云乔:大东书局是中国惟一一家印制钞票的公司,公司老板去世后,杜月笙、戴笠便将书局强占了,现在这间印刷厂是杜月笙派的人陶百川在负责管理。

    云乔按孙师毅的吩咐找到陶百川交涉,陶百川起初以没有汽油为借口,不愿返还这辆卡车。云乔说就是烧酒精也要把汽车开回贵阳。陶百川自知理亏,又知云乔“有来头”,不宜得罪,便通知毕节分处,将车发还了。

    孙师毅从汤恩伯的司令部要了一份公文,叫云乔拿着它去找贵阳警备司令部要回另一辆小车。后来,云乔回贵阳向军方领回了那辆车,但遗憾的是小汽车只剩下了一副空壳。

    第二天云乔再去协和里,刚进楼下大门就看见一个八九岁大的男孩子在楼下门口俯首擦自己的皮鞋,他抬头时云乔才发现这个男孩竟是他的外甥谷士斌!云乔惊奇地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了?”男孩说:“我爸爸出国到非洲当领事去了,把我寄养在他的朋友家。”他还说自己才来这里不久。

    云乔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于是就急急地上楼,对孙师毅说:“我的姐夫谷兆芬不久前去了非洲的马尔加什(即马达加斯加)当外交官去了,他的儿子没有带去,寄养在他的朋友(同僚)家里,就住在这楼下。外交官是由军统系统控制的,谷兆芬的同僚必然也是军统的人,故我怀疑这里很有可能已经被特务注意,甚至监控了。”

    孙师毅沉思片刻,说:“估计目前只要周公还在重庆曾家岩,特务还不敢有什么动作。”

    云乔说:“话虽如此,但要做好准备。”

    云乔当即决定,烟厂在重庆要设一个销售点,表面上是售烟,不至于引起特务注意,孙师毅还可以把重要文件分藏在那里,做“狡兔三窟”之备。孙师毅同意了云乔的建议,回贵阳后,云乔立即着手,依计而行。

    张云乔任命骆建安为重庆办事处主任,前往重庆筹建办事处。云乔知道骆建安在重庆有帮会背景,而当时的帮会势力非常大,几乎没有帮会办不了的事。骆建安到重庆后,在校场口附近的米亭子租到一楼一底的几间楼房,把办事处的牌子挂起来了。表面上办事处搞的是卷烟经销,生意确也做得像模像样,但实际上它也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处。孙师毅的许多机密文件就放在办事处楼上他的一只小皮箱里,后来孙师毅直接住进了办事处楼上的房间。那阵子差不多每天深夜都有三五成群的人陆续登门造访,他们上得楼去便将门反锁,开完会后便各自散去。办事处的人都心照不宣,从不问他们是谁,来此有何贵干,也不和他们接触,解放后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

    解放前夕,骆建安曾因替孙师毅卖500元美金一事被国民党以共产党正在扰乱金融为由欲抓他坐牢,骆建安闻风逃到乡下,特务寻他不着,便把他的老婆张敏连同刚生下的婴儿一道抓起来,张嘉德得知后派骆建安的兄弟骆守先前去重庆,一方面组织业务,一方面设法营救。骆守先到重庆后四处托人帮忙,花了1000元大洋才把张敏母子担保出来。

    重庆办事处所在的米亭子当时是全国较大的卷烟市场,因此办事处的卷烟销量非常大,占了一中制烟厂外销香烟的一半以上,特别在销售新产品“佛宫”牌香烟上,重庆办事处功劳不小。

    “佛宫”烟是一种用次级烟叶制成的中下等烟,经技术处理,苦涩味去除,烟名和外包装又颇有点宗教意味,且价廉而物美,经重庆办事处大力促销,很快风行西北各省。山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纷纷来人抢购“佛宫”牌香烟,有的外省客商甚至直接跑到贵阳来蹲点进货,山西客商刘宝山夫妇长期住在贵阳的宝山路,整车整车地进购“佛宫”牌香烟,运往山西销售。

     

  • 2017/08/30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成立贵阳卷烟工业同业公会

    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一中制烟厂贵阳厂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张云乔个人的声望也随着烟厂的迅猛发展逐渐提高。他懂得企业要创名牌,个人也要创名牌,企业知名度与企业负责人的知名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他有意识地将位于市中区的办事处二楼装修了一番,添置了一些桌椅、长角桌、茶具等,特别是把楼上的会议室布置得整洁规范、宽敞明亮,大有“栽起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之意。同行业的大小老板有事无事都爱到办事处来坐一坐,云乔也乘机发挥他高超的交际才能,扩大个人影响。大家伙儿遇到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他也热诚帮助解决,常常还不惜解囊相助,在朋友中有“小孟尝”之称,足见人们对他的钦佩和好感。

    由此,办事处逐渐成为卷烟厂(社)负责人聚集的中心。这些私营厂(社)的老板,大多是从五湖四海逃难至此的,几乎都经历过磨难,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同病相怜,相互之间摒弃了门户之见,同行相斥的旧观念,敞开心扉交流经营情况,互通商情,团结合作,无形中具备了“同业工会”的雏形。大家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竞争对象,这就是官办企业,都希望私营企业联合起来,与之竞争。

    1945年以前,贵州的卷烟市场可以说是官营的“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一统天下,这个公司的前身是贵州省官办企业贵州企业股份公司。民国28年(1939年)6月,贵州省农业改进所在贵定县试种烤烟成功,贵州企业股份公司目睹由汉口迁筑的中国青年协记烟厂有制烟设备,即派人与之协商官、私联合办厂。青年协记烟厂厂主李青年答应合作。民国29年(1940年)71日,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依照民国政府的《公司法》,该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会和董事会;设经理、副经理各1人,具体管理企业;厂长一人,领导全厂生产;下设总务、工务、会计、营业4股,每股设主任1人及办事员若干,分别办理厂内外有关事务。初成立时,公司有董事5人,监事2人。周贻春(贵州省财政厅长)、何辑五(贵阳市长)、彭湖(中国银行代表,吴鼎昌代理人)、赵宗溥(中国银行代表)、李青年(汉口内迁协记烟厂厂主)为董事。周贻春为董事长,程志颐、薛迪锦为监事,方朝珩为经理,李青年为厂长。民国29年(1940年)底,周贻春因病辞职改由彭湖为董事长。民国30年(1941年)底,公司增选董事为11人,撤销厂长一职,改聘陈沛霖为工程师兼副经理。

    贵州烟草股份公司成立后,民国29年(1940年)9月,以贵定晾晒烟为原料生产的“黄河”牌卷烟问世。当月产烟6.5箱(每箱5万支装)。是年,生产卷烟86.88箱。产量虽小,却开创了贵州第一个机制卷烟牌号,结束了贵州自20世纪初卷烟出现以来靠外输入的历史。

    民国30年(1941年)222日,以贵州第一茬烤烟为主料的“企鹅”牌卷烟问世,5月投产,质量堪与当时的外国烟媲美,很快便受到消费者喜爱,成为公司的主要产品,从此贵州烟草公司便有了“企鹅烟厂”的美誉。第一任厂长由原青年厂厂主李青年担任,当年卷烟产量上升到470余箱。由于通货膨胀,官股数度增资,私股比例逐渐缩小,李青年在贵州烟草公司的地位日渐降低,不断受到排挤,因此,公司成立不到两年,194112月,李青年被迫退资离开贵阳,赴云南另设烟厂,以后贵州烟草股份公司纯属官僚资本企业。

    民国30年(1941年),贵阳市有手工卷烟厂(社)17家,民国32年(1943年)增加至40家,民国33年(1944年)增至45家。这些手工卷烟厂(社)除一两家拥有资本产量较多外,大多为10人至20人以内的组合,资本薄弱,设备简陋,很难经常保持一定的产量,所有产品仅销于贵阳市场。可以说,1945年以前贵阳的卷烟市场几乎是由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垄断经营。

    1944年秋,大批的湘桂烟草企业迁居贵阳,如同盟、精神、科学、德成、利群、侨胞等。其中较大的两家烟厂是利亚烟厂(原名桂林城区第一卷烟生产合作社。1947年,该厂率先购进申造大型卷烟机,发展成为贵阳民营烟草工业最大厂家,还在云南昆明设宏福烟厂,主要产品为“维多利亚”、“察哈尔”、“三飞”)和一中制烟厂。这些企业凭借着较为先进的设备、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和人才优势,逐渐打破了官营企业独霸一方的局面,占领了卷烟市场的半壁河山,广大的私营企业急欲通过一种组织形式来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成果。

    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夏,经批准,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此前的1930年,贵阳市已成立有卷烟业公会,云乔刚到筑时,曾担任过贵阳卷烟业公会的理事),大家一致推举张云乔为贵阳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孙序九(桂林城区生产合作社)、张敬铭(江华烟厂)、黄英民(利群烟厂)为常务理事,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任监事。

    贵阳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成立,对于各私营烟厂相互交流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互通商情、议定烟价,调解同业纠纷,协调劳资关系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的有关部门,如税务局等遇到什么事情都要找“公会”商量,征求意见。事实上,这时的私营企业已跃居卷烟行业的主导地位,1946年贵阳使用小型机(每分钟200300支)的民营烟厂已有利亚、一中、利群、江华、华利等10多家。这样,无论从卷烟机器的数量,还是生产规模均远远超过了官营公司,一中制烟厂生产的“沪光”牌香烟,甚至可以和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牌产品“企鹅”香烟媲美。

  • 2017/08/18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组建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

    “沪光”牌香烟顺利切入贵阳市场,极大地鼓舞了烟厂职工的积极性,也使云乔他们在贵州发展卷烟工业的信心倍增。云乔进一步分析了贵州发展烤烟和卷烟的先天优势:

    贵州地理位置在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之间,为海拔约1000米的畸峰高原地貌,属云贵高原的东北部,高原上有高山、丘陵、盆地,也有深而窄的河谷。

    贵州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度气温变化小,降雨较多,雨季明显,日照较少,年均气温多为14℃~16℃,最冷月(1月)平均温度在3℃~6℃,最热月(7月)平均温度在22℃~25℃。年均降雨量11001300毫米,夏季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一半左右。全年阴天日数一般都在150天以上,较多的东北部在180天以上,较少的西北部也有130150天。全年日照时数一般在1300小时左右,无霜期810个月。

    他认识到,贵州具有种植优质烤烟得天独厚的条件,很适宜烤烟生长。

    其实民国27年(1938年),贵州省政府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支持下设立贵州农业改进所(即现在贵州烟草科学研究所、西南烟草试验站之前身。),将发展烤烟生产作为第一期研究试验课题。农改所成立后,在省内清镇、贵定、三穗、天柱等县采集土烟几十种,又从山东烟叶试验场、广西的柳州、贺县等地,买来从国外移植的烟苗多种,进行比较试验。结果,以美国弗吉尼亚州“金叶”质量最好,叶脉细、叶片大、植株高,色、味、香三者俱佳,可作上等卷烟原料,产量也较土烟高出一倍。据说这种美国烟种是何应钦的兄弟何辑五(时任贵州省贵阳市市长)从荷兰带回来的。当时美国为了垄断经营,严禁烟草出口,何某从美国用信封装着烟种先寄到荷兰,再从荷兰寄回国内。

    民国28年(1939年)底,贵州烟草股份公司成立前,为解决卷烟原料的来源,遂与农业改进所商定合作推广美烟种植协议,农改所负责技术指导,贵州烟草公司负责推广工作所需的主要经费。第二年,首先在贵定县的新添司、新铺两地试种,种植面积80余亩,但烟苗出土后,突降冰雹,实收仅6000余斤。民国30年(1941年),有烟草公司出资从财政部烟叶示范场及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购买“金叶”种,在贵定新添司、新铺两处设置苗圃,继续试种。扩建烤房,聘谭成文等技术人员向农民传授烤烟烘烤新法,并把试种区扩大到贵定的湾寨、磨寨、大寨湾、新场、同保、甘塘、裤子田、莲火塘、甲多、甲苏保等十多处,同时烟草公司又在平坝干溪农场与烟农合作试种烟草也获成功。据民国32年(1943年)《贵州企业季刊》记载:“截止(民国)三十一年,各地种植美烟者风起云涌,除贵定、平坝两地外,余如贵筑、清镇、锦屏等县亦纷纷仿种。贵州烟草公司更加聘技师,制定贷款种烟办法,并在各地广建烤房,以利推广业务。是年播种面积单以贵定一县而论,即增至4000余亩。贵阳新新农场亦播种650余亩……收获量大增,共计贵定为60余万斤,平坝2.5万斤,贵阳附近新新农场,以系新辟土地关系,所获亦2万余斤。此尚系就贵州烟草公司协助播种指导烘烤及贷款合作之地区而言,其他各地烟农自行播种者亦多……复有瓮安、麻江、炉山、龙里等县与贵州烟草公司合作种植,以及安顺、罗甸、普定、册亨、贞丰、毕节、大方、遵义、湄潭、德江、天柱等县亦有农民自动推广美烟之种植。”到解放前,贵州所属县基本上均有烤烟出产,最高年产量可达3500多万斤。

    烤烟是制造香烟的主要原料,贵州发展烤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云乔下定决心在贵州大干一场,但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各项资金,理顺烟厂的产权关系,成立股份公司等。

    理顺思路之后,云乔着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首先是利用银行抵押贷款。当时贵州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从来都只贷款给官营企业,没有贷款给私营企业的先例。贵阳中央银行行长钱存浩知道张云乔与长沙中央银行的关系,也听桂林银行方面介绍过张云乔,在后来的接触中,张云乔给他留下了“诚恳、热情、工作踏实,不怕吃苦,勇于开拓,讲求信誉”的良好印象,但贷款数额巨大,钱存浩建议张云乔找一找交通银行,由两家银行共同来贷。

    云乔经人介绍认识了交通银行行长冯树敏的夫人潘某。潘某是浙江人,吴江大学毕业,她的父亲是交通银行总行的董事长。因同为浙江家乡人,各方面又都谈得来,云乔很自然地与冯树敏夫妇交上朋友。冯通过侧面了解,也知道了张云乔的信用,答应贷款,但需报请总行批准。完善相关手续后,张云乔他们以产品和原料作抵押在银行得到了五亿元贷款,原有进出口押汇额度6千万元仍可继续办理,与两行投资单位贵州烟草公司享受同等待遇。两行共同指派了一名驻厂员长驻一中制烟厂负责考核、监管工作。

    驻厂员封存了工厂的仓库,产品和原料进出仓库必须经过银行驻厂员核准,办理手续。这样一来,既不影响工厂生产,又不影响银行掌握抵押品。在采购烟叶等原料方面,云乔也是采取以押汇方式向银行贷款,解决了付款问题。

    接着,云乔着手重新调整股份。由于中一机械厂停办,属于机械厂的仅存四套卷烟机以及一些工具、零件已投入一中制烟厂。云乔根据一中制烟厂增资的情况重新核算各股东的投资数额,其中:张云乔占21%,陶培唐占18%,陈东占14%,孙师毅占8%,张志勋、陈善渊各占4%,张嘉德占2%,骆守先占2%,屠天侠占16%,黄钟麟占08%,其余股份另有安排。经过股东会议通过,正式成立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由张云乔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志勋任经理,陈东任副经理,张嘉德任厂长,屠天侠任副厂长。  

     

     

    张云乔、潘云娟(前排左起第七人、第八人)夫妇与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管理人员合影

  • 2017/08/08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三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建办事处  设经销点

    恢复生产以后,云乔认为有必要在贵阳市中区设立办事处和经销点,一来便于客商购烟,二来便于和有关部门及同行打交道,尽快打开产品销路。

    贵阳戏院经理袁耀鸿,把他位于小十字中山东路的戏院二楼让出两间小房给云乔,暂作市内办公和销售之用。这样一来,方便了零售的商户,他们不必去郊区的湘雅村批货了。戏院的隔壁有三间沿街楼房,后面有四合院,是贵阳首富赖永初的房产,当时由“新中国烟厂”租用。云乔他们认为这里做办事处地点适中,便和新中国烟厂老板顾传泗商量,顶下了这间楼房。

    市内办事处和销售点的设立,对一中制烟厂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云乔、陈东、陶培唐以及后来孙师毅都在办事处吃饭和住宿。

    云乔只要一有空就开着小车到厂里去看一看,随时掌握职工们的生产、生活和其他方面的情况。有时没有汽车,他就搭坐着出租的两轮马车去,几乎每天都要去一趟。

    在办事处他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贵阳各界人士,主要是与烟业同仁交流、接触,从中获取有关信息,构建关系网络,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配合。他心里清楚,一中制烟厂要想在贵阳立足并得到发展,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与贵州烟业同行的交流和查阅相关资料,云乔对贵州烟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多的掌握:

    贵州烟草种植历史悠久,早在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就由广西引进种植,用土烟制造的叶子烟和丝烟被城乡民众吸食。民国初年贵阳城已有卷烟出品,当时吸食香烟成为一种时髦,上层人士吸香烟者渐多。店铺里出售的香烟多由上海、汉口、广西等地运来,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产的“白金龙”牌为主,销量最盛时,“白金龙”牌香烟几乎占了贵阳卷烟市场营业额的一半,但吸食者主要为社会上层。为满足普通百姓需要,手工卷烟应运而生。

    烤烟是卷烟的主要原料,要发展卷烟工业必先发展烤烟生产。民国27年(1938年),贵州农业改进所在贵阳首次引种美国烤烟获得成功。民国29年(1940年)在贵定县大面积推广,当年种植80亩,收烟叶65担。从此,烤烟种植从贵定开始,逐步扩展到包括贵阳、清镇、开阳、平坝在内的30多个县市。

    贵阳的烟草工业起步较晚,直到抗日战争中期才有机器卷烟工业,市面上才有本地生产的机制卷烟。抗日战争时期是贵阳机制卷烟产生和第一个发展高潮时期。

    抗战前,贵阳已有几家手工卷烟作坊,1939年贵定种植烤烟成功,原料足以自给,一些敏感的人看到卷烟生意颇有前途便相约办厂。民国31年(1942年),省内各地陆续开始扩大手工卷烟生产。在贵阳,顾庆宾、童连彬创立金筑烟厂,产“金筑”、“米猪”牌卷烟。民国32年(1943年),曾文生、李文裳与曾韵青(江西九江人)合伙在贵阳创立南明烟厂,华北兄弟烟草公司、中国胜力烟厂也相继在贵阳成立。独山人吴秋舫在今环城南路建立华利烟厂。1944年,张丽诚、王邦鑑、张敬铭等人开设江华烟厂,唐时鸣等人开设胜利烟厂。

    抗日战争初期,东北、华北、华南、东南、华中等地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沦陷区的不少学校、机关、工厂纷纷迁往贵州,贵阳人口猛增,卷烟消费量增加。与此同时,工厂内迁带来了资金、设备和技术,加之贵州省有充足的原料,这些条件促成了贵州烟草工业的发展。当时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贵州烟草公司,于民国29年(1940年)71日成立于贵阳,是由属于官僚资本的贵州企业公司与温州经汉口迁来的私人企业中国青年协记烟厂合办,在切丝、卷烟工序中使用了机器,是贵州第一家机制卷烟企业。

    在卷烟销售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贵阳卷烟消费又直线上升,经营者不断增多。1930年,贵阳成立卷烟业同业公会。民国22年(1933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复兴烟草公司在贵阳设推销处,外国的颐中烟草公司在贵阳设有代理处,销售的大都是沪产卷烟。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20支装的“老刀牌”(即“强盗牌”)香烟,内装一张小手巾或二角法币;50支装“金斧牌”香烟,内装5角、1元(农民银行发行的币制)的彩金。这些销售方法引起一些人的好奇,为碰碰运气,遂买其香烟,时间一久,香烟销路逐步打开。

    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政权在贵州确立,结束了军阀统治,商业渐有起色,一些商家以经营百货、布匹为主,兼售糖食、香烟。这一时期从外地运来的香烟如“白金龙”、“大前门”等充斥市场。贵阳一些小贩为了生活,将贵定丝烟与黄丝烟相混合,加上香料,用小木板制成方形卷烟器,在卷烟器左右木板上凿以空道,用细布一张,衔接于卷烟器的前后,以小竹竿一根,裹在细布的中心将烟丝放匀,放上烟纸,一推即成长条香烟,用剪刀裁为两截,修剪边头烟丝,即成手工卷制香烟。在铜像台(今喷水池)周围设地摊售卖,零支及一包(20支)均可随意购买,卖价只是外地香烟的三分之一。由于吸香烟比叶子烟和丝烟方便、省时,一般市民多去购买,这就给贵阳机制卷烟工业的出现创造了机遇。

    民国26年(1937年)正值吴鼎昌主政贵州,下令“禁种鸦片,禁售、禁吸”。烟馆转业,瘾君子们即以卷烟为“救济粮”,改抽卷烟,给经营卷烟者拓开了一个新市场。最初大十字有周连城、向寿发、张应南,北门桥(今中华中路北段)有张文汉、张敬铭等十余家经营卷烟,后来一些开烟馆者也转向开香烟铺,于是筑城大街小巷都有开香烟铺的,如“盛兴”、“庆记”等。香烟供不应求,不但销售快,而且利润厚。香烟成为个人、团体、机关来往的媒介,交际场中的必需品。当时外来香烟一到贵阳就被烟商一抢而光。据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载,民国25年(1936年)前后,仅贵阳一地每年进口香烟的总值即不下200万元。这一时期入境销售的主要是外地卷烟和洋烟,如“老刀”、“哈德门”、“红(黄、白)金龙”、“大前门”、“黑姑娘”、“美丽”、“民主”等香烟。其中南洋兄弟公司的“小白金龙”约占销售额的一半。由于当时贵阳经济落后,交通不方便,加上洋烟售价较高,所以在市场上国产卷烟的销路胜于洋烟……

    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张云乔对在贵州发展烟厂的心里更有数了。

    由于经销点位于闹市区的黄金地带,加上一中制烟厂的产品质量过硬,促销策略得当,“沪光”、“三中”、“佛宫”牌卷烟逐渐得到贵阳市场的认可,销路很快打开。开始的两三个月还是由厂里的工人杜永泉、王艾立等五人每天挑着卷烟往返于工厂和办事处,后来产销两旺,便改用福特汽车来运输,司机梁显汉负责驾驶。

    在产品包装上,云乔他们利用消费者求新、求奇而又图便宜、爱面子的心理精心设计出22支金属盒装的“沪光”牌香烟。这种包装让贵阳的中上层烟民耳目一新,爱不释手。特别是22支装更是暗藏玄机,一般香烟都是10支装或20支装的,多装两支是为了让那些既讲究档次又想节约的烟民,在抽完20支后又去买一包平装的“沪光”牌卷烟来装满铁盒,诱导他们重复消费。这一招果然灵验,“沪光”牌卷烟的销量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