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烟史话_企业文化_贵州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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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7/05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尾声

    功成身退的张云乔,本打算在他钟情的电影美工上再干一番事业,不料,十年浩劫开始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由他担任美工的影片《逆风千里》被视为给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大毒草,他自然成了栽培“毒草”的人,被造反派关进了珠影厂的牛棚,整天除了“陪斗”就是从事喂猪的劳动改造,而他们捐资创办建联中学一事则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夺下一代,红卫兵不仅砸烂了学校,还将他们揪去批斗。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在那个颠倒黑白,人性扭曲的年代,申辩、反抗都是徒劳的,相反,会被加重处罚。张云乔不止一次想到过自杀,他甚至连自杀的地点都想好了,要不是他的夫人任奉仪劝阻说:“我们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坦坦荡荡地做人,为什么要去死。再说孩子还小,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可以说,是任奉仪的信任和关爱救了他的命。

    1967年,张云乔被下放到英德“五·七”干校挑水,在他挑水的井边,赫然写着:“严防阶级敌人在水中投毒”的标语。这时候的张云乔已锻炼成富有斗争经验的“老运动员”,他学会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一策略使他没有被“升格”,也减少了些皮肉之苦。在他“规规矩矩”的外表下,涌动着一颗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相信,共产党的天下是千百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不可能永远被这样糟蹋。

    1972年,林彪事件后,张云乔回到广州珠影厂基建科任仓库保管员,负责建筑器材以及沙石、砖瓦的管理,过起了万分劳累而又平凡的生活。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开始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澄清。

    1981710起,夏衍的《记者生涯的回忆》在《羊城晚报》上连载了六天。8月初《羊城晚报》上又补发了夏衍的一篇名为《补遗和更正》的文章,补述前文遗漏的问题,文章中有一段提到了张云乔在解放前为党工作的情况:  

    “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粉碎后,我向珠江电影制片厂反映了张云乔的政治情况。但是1979年冬我去广州,我问起张云乔的情况,看来珠影对他过去所做的贡献还是将信将疑。为此,乘此机会,我向张云乔的女儿张丽敏要来了一直由她珍藏着的周总理亲笔给孙师毅的两封短简,里面提到张云乔转交大额款项的问题,可以证明张(指张云乔)在当时担负的工作不但是给《救亡日报》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以适当的帮助,而且还有向地下党和游击区输送经费的任务。”

    《补遗和更正》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关上级部门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把张云乔的退休正式改为离休,享受正处级待遇,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91月算起。 

    19851114,廖沫沙也给张云乔写了亲笔信,以证实张云乔同志为党所做的工作。(廖沫沙此信中讲到为张云乔证明在解放前张云乔为党兑换港币的事,见本书第167页。)

    廖沫沙在给张云乔的信中说道:“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帮助我们党作工作的,是我们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而解放以后,却长期默默无闻,不知去向。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原来你还在广州。像你这样为我们党长期出力的人,却不过以普通工商业者的待遇(退休),这是令人深为不平的事。”

    廖沫沙的话,使张云乔深感慰藉。 

  • 2018/06/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功成身退  重操旧业

    解放初期,不少私营企业纷纷收缩、撤资,一些资本家出于对新政权的疑虑,携资出境、另寻发展,加上国民党溃逃前大肆破坏,广州市区千疮百孔,市井一片冷淡。政府为鼓励各企业恢复生产,颁布免税两个月的优惠政策,但是海珠桥的大轰炸给广州一中制烟厂带来的损失太大,尽管陶培唐、张志勋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恢复生产,但还是错过了免税两个月的免税期。

    云乔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烟厂目前的处境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所谓机遇,是私营企业的大量缩减和歇业,自然会让出更多的市场空间,而新生的政权必然要把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加凸显;所谓挑战,主要是急需增强实力、扩大生产、抢占制高点。

    为此,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几个负责人奔走呼号,广泛寻求合作伙伴和争取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工会等官方支持。解放后,上海华成烟厂驻广州代表曹冠英经过政治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出于自愿加盟投资广州一中制烟厂,使烟厂资金扩大了50%。曹冠英先生还把一批高档卷烟设备英制“摩林”(Moling)卷烟机一台,美制(A.M.F)卷烟机一台,英制“摩林”自动化包装机二台投入广州一中制烟厂,作为扩大增资,使烟厂实力显著增强,生产能力成倍提高,为今天广州第一卷烟厂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曹冠英先生在广州市工商联召开的会上发言说:“过去我惟一的商战敌手就是‘沪光’牌,我到广州来要做的事,就是把‘沪光’烟打下去。现在解放了,我们要‘化敌为友’,走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道路,我将尽其所能支持广州一中制烟厂发展。”他当即表态,把原来准备搬迁华成烟厂而花巨资修建的四层大楼,拿给广州一中制烟厂做仓库;珠江桥旁边的两栋大楼也拿给一中制烟厂用。另外,无偿支援一中制烟厂五大木桶(每桶五吨)原准备用来生产“美丽”牌香烟的美国高级烟叶。

    曹冠英的发言声惊四座,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广州市、乃至全省工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

    先生说到做到,会后马上兑现承诺。

    当满载着烟叶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开进广州一中制烟厂时,广州城都为之轰动,广州一中制烟厂的职工更是欢欣鼓舞。

    这件事极大地提高了整个广州工商界积极投入公私合营的热情。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曹冠英的四层大楼离广州一中制烟厂太远,不利于管理调度,后改做广州市仓储公司的资产。而位于珠江桥边的广州一中制烟厂的仓库大楼,内部没有装满,尚有空余,陶培唐便将他们租给广州中国银行使用,但同时又将烟叶存放于这两栋大楼里,作为抵押品向银行贷款,银行方面则派驻厂员控制仓库烟叶的收发——烟厂要用多少烟叶,由银行驻厂员核准发货。这种运作方法,使银行和烟厂得以互惠互利。

    经过资产重组后的广州一中制烟厂如蛟龙出海,业务蒸蒸日上。所产“沪光”牌香烟成为广州市面上的驰名商标。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陶铸在接待中外来宾时,指定用“沪光”香烟。可见,当时“沪光”牌香烟的名气和影响。

    有一天,陶培唐和张云乔结伴到烟厂的大门附近,老远就看见运输货物进出的车辆堵起来了,陶培唐乐不可支地拍着云乔的肩膀说:“你看,我们的厂门口又堵车了……”两位伙伴相视一笑,感觉好极了!

    一般来说,堵车不是一件好事,但解放初期,车辆很少,厂门口能够堵车,意味着这个企业兴旺发达。

    1954年,广州一中制烟厂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的改造,张云乔被委任为私方副厂长。不久,广州市轻工局又将他调到广州市食品工业公司担任生产科科长。1955年张云乔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卷烟技术研讨会。

    广州市食品工业公司属下有两间卷烟厂(即以后的广州卷烟一厂、二厂)、五羊牌啤酒厂、岭南饼干厂、番禺糖厂、广州榨油厂、糖果厂等等大型企业十余间,工种复杂多样,云乔感到,即使从头学起恐怕也难以胜任。

    云乔早有归队搞文化工作的愿望,早年弃影从商实属于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今,革命成功了,他有条件把自己的兴趣、特长与社会的需要联系起来,为发展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再立新功了……想到这些,云乔的心情非常激动,他渴望马上找到至交夏衍吐露心曲。

    夏衍当时在上海,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云乔受命代表市卷烟行业到北京出席工业生产会议,回程经过上海,他径直去到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夏衍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多年不见的莫逆之交,云乔向夏衍汇报了工作和思想情况,希望夏衍成全他重操旧业的愿望。

    夏衍对云乔的心情表示理解和赞同,他让云乔按组织程序打报告,按照手续办理,组织上有可能批准。

    云乔回到广州,马上向主管机关——广州市轻工局打了《转业报告》。“报告”很快转到中央统战部,又批转到文化部,文化部批示后,转到了广州市委组织部,《报告》批复的时间十分短促。

    不久,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找张云乔谈话,问他还有什么具体想法。云乔直言相告,要求到上海或北京制片厂去从事电影美术工作。组织部的同志说:“我看你还是哪里也不要去了,广州马上就要筹建一个电影制片厂,你就在广州搞嘛。我们这里也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啊。”

    就这样,张云乔从广州市食品公司调到了广州电影制片厂筹备处(后更名为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筹备组主任朱光安排张云乔与文化部派出的苏联专家工作队一道从事基建工作,先去选择电影厂的厂址。

    苏联专家工作队分别由技术、电器和机械三个专家组成,队长叫普特果夫,瘦高个儿,人豪爽、随和,工作热情很高。

    那段时间,云乔一大早就驾着吉普车,和普特果夫一道去广州市区和郊区选址。经过科学的考察和论证,最后确定了厂址,即现在的珠影厂所在地。当时,这个地方还属荒郊野外,到处是坟堆、乱石和杂草。施工队进场后,很快就平整出来。不到几年时间,我国南方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横空出世。

    1957年~1965年间,张云乔先后担任了珠影厂基本建设科副科长、供应科科长等职。调职到珠影厂以前,张云乔在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工资定为每月500元人民币,比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还多四五倍,他主动要求调职后减为250元,后来他发现250元还是太高了,仍然比厂长高许多。他又再次要求减为125元。那种时候,似乎已有“越穷越革命”的苗头,张云乔步步退让实属明智之举。

    不仅如此,云乔还将一中制烟厂分给的公私合营、私方应得的定息全部捐出来,与棉纺二厂的老板荣毅仁、华成烟厂住广州代表曹冠英、进出口公司的王宽诚等所捐的定息一并80余万元合办了建联中学。当时曹冠英还表扬他说:“张云乔与众不同的是,捐建学校的名单中,有的人捐20%30%的定息,而张云乔是100%地捐。”从1956年~1959年,云乔应得的定息分文不留地全部捐给了建联中学(即现在的广州市97中学)。

    1962年,云乔如愿以偿地担任了电影故事片《逆风千里》的美工师,这才真正回到了他的老本行。

    19337月,张云乔在上海加入戏剧协社,第一次担任话剧《怒吼吧!中国》的美工师,到1962年重操旧业,张云乔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时间整整过去了30年。这30年正是中国现代史上风云激荡的30年,张云乔同志怀着一腔报国之情,投身于进步电影事业和工商业,谱写了人生波澜壮阔的辉煌篇章,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尤其是他在烽火岁月里创办的一中制烟厂,历经坎坷、不断壮大,解放后又完整地献给国家,为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一中制烟厂已演变成为贵阳卷烟厂和广州卷烟一厂,这两个卷烟厂都是全国烟草行业重点企业。其中,贵阳卷烟厂已从最初的小厂发展为今天拥有5400多名职工、42亿元总资产、10个大车间、6个分公司、1个分厂,具备现代化生产流程,年产量104万箱的国家大型企业。

    树有根、水有源,如果说现在的贵阳卷烟厂已成为参天大树、浩荡江河,那么,张云乔同志和他的同伴们在60年前的烽火岁月创办的一中制烟厂贵阳厂,便是树之根、水之源。

  • 2018/06/1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翠岗山”便包烟好 公私合营路宽

    在解放与接管的同时,贵州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也随之开展。由于认真吸取了解放较早的兄弟省市的经验,贵州对官僚资本企业的接收实行了“不打烂旧机构”和“保持原职原薪制度”的方针,力求保持企业生产系统和技术组织的完整性和合理性。并通过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与清点委员会,共同审查和清点财物,检举揭发隐瞒破坏行为,协助配合接收工作;在此基础上,各厂矿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与企业行政人员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直接参加企业管理和改革,有效保证了没收官僚资本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2年初,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即“三反”、“五反”运动。

    由于张云乔、陶培唐等几个主要股东早已离开贵阳,在广州参加“三反”、“五反”运动,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经理兼厂长张嘉德自然就成了运动的对象。他被隔离在厂长室反省近三个月,直到把工作组所提的三个问题一一澄清,才解除隔离。

    解放初期(1950年),国家工商局颁布了《全国卷烟商标公告》,明令全国的卷烟商标重新注册、登记报批,未经批准使用的商标,最迟至1952年底不准再用。这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使各个烟厂不得不在卷烟的包装和商标上重新下工夫。此外,几重原因致使卷烟业生产萎缩、产品滞销,有的烟厂干脆就停工了。原来抽高级烟的消费群体出于思想顾虑,大多不愿意抽了,而低级烟又不合他们的胃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沪光”牌香烟的销量。

    张嘉德和骆守先苦思冥想,意欲从香烟的包装上做文章。骆守先专门去找当初设计香烟盒皮的画家方树德。

    他一进方树德家的门,恰巧看到方树德放在凳子上的一张正在设计的翠冈山盒皮。该设计用的是白描手法,色彩单一、构图简练,感觉既简朴又有点革命气息。这一发现启发了骆守先的灵感,他当即向方树德索要该盒皮,拿回厂里征求张嘉德的意见。张、骆二人经过一番筹划后,当场采用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的办法,用乙级烟丝来生产“翠冈山”便包烟,而以丙级烟每包1角钱的价格出售,比当时的“沪光”烟便宜两三角钱。这时,贵阳的各个电影院正在热映《翠岗红旗》的电影,由于巧妙地利用了影片《翠岗红旗》产生的轰动效应,满足了不同消费层次人群的心理,“翠岗山”便包烟一投放市场就受到消费者的青睞,成为雅俗共赏的时尚香烟而独霸市场,以至于各个单位开“三反”、“五反”大会,都普遍用贵阳一中制烟厂生产的“翠岗山”便包烟。

    远在广州的张云乔得知这一喜讯非常高兴,他征求了陶培唐等人的意见后,又从广州一中制烟厂调购了一台当时较先进的英制“摩林”(Molins)牌卷刀式切丝机到贵阳一中制烟厂,使之更加锦上添花。

    “三反”、“五反”运动后,贵阳一中制烟厂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工厂的厂房、流动资产和机器设备等原封不动地投入到公私合营中。

    1954226,贵阳市根据政务院颁布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决定对卷烟民族资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贵阳市委决定组建公私合营贵阳烟草公司,由各私营烟厂自愿参加。91日,公司正式成立,下辖3个分厂:第一分厂为利亚烟厂(资方:孙序九、黄炳臣)、西南联合烟厂(资方:林应棣、李洪滨、宋光华),厂址在黔灵东路;第二分厂为贵阳一中制烟厂(资方:张嘉德、骆守先、黄钟鳞),厂址在湘雅村;第三分厂为南明烟厂(资方:戴子儒、李文裳),厂址在南明堂;贵阳钟表公司(资方:杨世康、何荣庆,该公司有半数以上资金投入烟厂)。贵阳四间大厂在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时的资产总数为21.31万元,其中:一中制烟厂16.38万元(占76.87%),南明烟厂1.53万元(占7.18%),利亚烟厂2.3万元(占10.79%),西南烟厂2.1万元(占9.8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四厂的合并是以贵阳一中制烟厂为绝对主体的……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胜于雄辩的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私营企业转移资产、抽撤资金,而贵阳一中制烟厂却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其奉献精神令人由衷赞叹!

    公私合营贵阳烟草公司由朱厚泽1〕任总经理,张瑞民任党委书记。临近合营公司正式成立,张瑞民奉令调机械工业局主持工作,党委书记由杨冠众接任。

    翌年,以民益、四权、颐和、荣亨、群力、五一、新黔等11家小厂组成的新黔联合烟厂(资方:司泽生等)申请公私合营加入公司,另外有几家小厂从事卷烟商业经营。

    至此,贵阳卷烟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生产卷烟42673大箱,比合营前1952年四家私营厂总产量27545大箱增加了15128大箱,增长了54.92%

    在贵阳市政府规划下,1956年,南明烟厂也集中于黔灵东路,南洋、侨胞加入,改称公私合营贵阳烟厂,边生产、边改建,经过三年时间,建成了规模为年产5万箱的中型卷烟厂。主要设备有:大型卷烟机14台,小型卷烟机3台,切丝机2台,炒丝机5台,压梗机7台,生产能力为年产量10万箱。

    贵阳一中制烟厂人员分流,一部分到国营厂,一部分到公私合营厂。

    值得一提的是:贵阳一中制烟厂这个200多人的私营企业,在解放后为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培养、输送了30多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其中处级以上干部就有4名,他们是屠天侠(原一中制烟厂副厂长,解放后调任青岛市工商局局长);覃寿榆(原一中制烟厂会计,解放后任贵阳市人事局副局长);王子元(原一中制烟厂包烟工,解放后任贵阳市委汛防处副处长)。这在贵阳市的私营企业中是少见的,充分说明了贵阳一中制烟厂员工较高的整体素质。

    1959年,国营贵州烟草公司改称为地方国营贵州烟厂。1963年,国营贵州烟厂更名为国营贵阳卷烟厂。19673月,国营贵阳卷烟厂更名为国营贵阳卷烟一厂。1968年,公私合营贵阳烟厂更名为国营贵阳卷烟二厂。19881月,国营贵阳卷烟一厂、二厂合并成立国营贵阳卷烟厂。 

    注释:

    1〕朱厚泽,贵州织金人。历任青年团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第一书记,贵阳市化工局局长、市经委副主任,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书记,中共贵州省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总工会第十一届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 2018/06/0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军代表进驻烟厂 捐飞机抗美援朝

    贵阳解放不久,军管会派出辛挺、谢建锋、杨广三名解放军组成的工作组进驻贵阳一中制烟厂。

    工作组进厂后,召开全厂职工大会,阐明军管的目的意义,宣布有关的政策和纪律。随后,工作组的同志分别深入到车间、班组,与职工群众促膝谈心,掌握工厂生产经营情况,尤其是职工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他们亲切地询问职工:工作辛不辛苦?生活如何?得到的回答基本上肯定的。职工们普遍反映,工作顺心,生活也不错,这使工作组的同志很感意外。

    有个工作组的同志问搬运工康宏发,“吃得好不好?”康宏发回答他说:“好。比我们在家里还吃得好。”

    “噢,这样就好。”工作组的同志又问:“你是不是党员啊?想不想靠拢组织啊?”康宏发回答说:“不是,我又没有什么文化……”

    “没文化也可以入党嘛。过去,你们是帮资本家干,现在,你们当家做主了,自己给自己干……有什么意见不要客气,要提出来呵。”

    “没有什么意见。”康宏发回答得很干脆。

    为了增强职工们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仇恨,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工作组召集全厂职工开“诉苦会”。

    会上,主持人鼓动大家踊跃发言,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

    动员了半天,没有人主动起来发言。主持人以为职工们有什么顾虑,便大声说:“你们不要怕,现在是新社会了,有解放军给你们撑腰。”

    会场上还是一片默然,主持人开始点将发言了。被点名的几个职工都说:我们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吃饭不要钱,孩子进托儿所也不要钱,看病、吃药,甚至理发、洗澡都不要钱,比起别的私营企业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有个拖烟叶的职工站起来说,厂长张嘉德曾经给他看过屁股,原因是他得了便秘,拉不出屎来,到厂医务室去看也不管用。张厂长知道后,亲自登门看望,并用肥皂水灌他,还叫他脱光屁股,亲自用手去抠,活活把大便给抠出来了。他话还没有讲完,职工们就哄堂大笑起来。主持人急忙叫大家安静、严肃!

    又一个职工站起来说,食堂两荤两素一汤太少,应该像共产主义那样,各取所需,要吃什么有什么,要吃多少拿多少。说得工作组的同志们也在摇头。

    终于,有个职工冒了一句:屠天侠厂长打过工人。

    这还了得!工作组的同志叫他说下去。

    原来,在1948年夏天的时候,工厂因故解雇了司徒彬等几个人,司徒彬心怀不满,借着酒性,在饭厅里大骂副厂长屠天侠,屠天侠忍无可忍,跑上前去扇了他一耳光,引起公愤,几个被解雇的员工放下碗筷,与屠天侠大闹起来。张嘉德接报后火速从城里赶到现场,一边批评屠天侠不该动手打人,一边代表工厂向全体工人和被打的司徒彬郑重道歉。他劝大家先吃饭,推出职工代表到他家去商议解决……经过协商,因厂方提高了被解雇职工的待遇,方才了结。

    这名“勇敢”的职工越讲越起劲,这时,与工作组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屠天侠副厂长坐不住了,他给身边的解放军耳语了几句,同时,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红本本。

    解放军接过红本本,仔细看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贵阳一中制烟厂的实情。他满面笑容地站起来,紧紧握住屠天侠的手,仿佛在说:同志啊,可找到你了。该解放军马上和工作组的另外两个同志交换了意见,会议当即决定“诉苦会”暂告一段落,军代表对大家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大家要像主人翁一样爱护自己的工厂。”他希望职工们努力工作,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坐在前排的几个职工看到了这一幕,散会后暗中窃窃私语,似乎明白了什么。

    在工作组同志的辛勤工作下,贵阳一中制烟厂的生产经营得以正常进行,干部职工情绪稳定,政治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工厂还组织宣传队走上贵阳街头,派专车到花溪等郊区,开展禁毒、禁银元、使用人民币的宣传活动。

    不觉到了1950年秋,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61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捐献飞机、大炮等武器支援前线”的庄严号召。贵阳市工商界召开各行各业负责人会议,进行全面动员,工商界人士满含激情,正式电呈毛主席表示决心,电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由于您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使我们的祖国获得了新生。但是,美帝国主义仍怀着它在中国百年来的经济侵略的野心,在亚洲大陆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我们工商界经过学习对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控诉,已深刻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通过各业同业公会负责人于1123日联席会议,已订出五项爱国公约作为我们抗美援朝的行动纲领。敬爱的毛主席,您给天津工商界的复电,同样给我们无比的兴奋!我们接受您的指示,坚决在您的旗帜下,团结贵阳市的工商业者,献出一切力量,为巩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果实和战胜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斗争。光荣永远归于您,我们谨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接着,贵阳市工商界提出了捐献五架战斗机的增产捐献计划,其中,烟草行业计划捐献一架战斗机。贵阳一中制烟厂职工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不分白天黑夜的努力工作,提前完成了捐献计划。全市烟草界(工商界)的职工每天多上一个小时的班,一月有余,方才聚齐,逐级上报。

    1952816,贵阳市工商界组成抗美援朝捐献飞机的“献金大队”由粮食、煤业、烟草、矿产、医药等七十几个行业的负责人和部分会员代表1500余人,手持彩旗、敲锣打鼓地游行,到大十字向“献金台”献金,再由市人民政府转抗美援朝总会。

    这次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献金活动使贵州地区的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   

  • 2018/05/2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九章    功成身退    重操旧业

    第一节  “三反”受委屈  兼职《周末报》

    “侨生行”又在香港买了6部(G .M .C)卡车,准备再次运到北京民航总局。云乔通过和外商的特殊关系,把卡车装上了去天津的英国商轮。这时,他突然接到任泊生从广州打来的电话,说北京民航局通知,今后运车辆到北京,必须事先取得进出口许可证,否则不准进关,要云乔停止装运。云乔只得将已经上了轮船的6辆卡车重新吊下来,寄存在一家环球公司的货仓。

    没过几天,云乔接到广州一中制烟厂的通知,让他回广州参加“三反”和“五反”运动。尽管有任泊生的先例,但张云乔胸怀坦荡,他没有做过多考虑,立即关闭了“侨生行”,把“侨生行”的物资以及寄存在环球公司的6辆卡车单据,一起移交给了香港两航起义负责人张忻康和张乃嵘,并委托副经理岑衍镛将民航投资的十余万港元交给“两航起义”负责人,又将在九龙界限街的住房也交给“两航起义”负责人调度使用。

    一切安排妥当,云乔只身踏上了返穗之路。

    在通过罗湖海关时,一个英国官员检查到云乔的手提箱里装满了账目文件,料想他是商行的经理,好心提醒他:“你们国内正在开展‘三反’运动,你这个身份正是斗争对象,何必去自投罗网呢?我劝你现在回港还来得及。”

    云乔说:“我是生意人,不是政府官员,我没有干违法的事情,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谢谢你的关心。”那位官员听云乔这么说,把头一歪,礼貌地说:“祝你好运!”

    过了几天,云乔的妻子任奉仪也带着孩子回到了广州。

    然而,令云乔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果然成了“三反”对象,被迫住在厂里说明“问题”,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云乔的妻子任奉仪和孩子借住在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一个朋友家。

    “三反”工作队要张云乔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那家寄存6辆卡车的环球公司倒闭了,广州民航要求他归还这6辆卡车的钱。虽然云乔在回穗前就将6将卡车的单据移交给了张忻康和张乃嵘,并请他们负责去追款或取车,但在那个时候,个别人的头脑已经发昏发热,恨不得多揪出几只大老虎来,云乔纵然把全身汗毛变成嘴巴也说不清楚,根本不会有人肯听他解释。(后来,烟厂在公私合营、清产核资阶段,把这6部车的钱折算成人民币从云乔私人股份中扣除,成了公股,才算了事。若干年后,云乔收到香港环球公司经理陆元亮的来信,他说当年张忻康和张乃嵘两位去向他追讨这6部车,因为香港的环球公司倒闭,所以由上海的分公司代香港公司还了款。或许是由于当时香港和广州的信息沟通出了问题,云乔等于重复赔了6部车的钱。)

    其二是,广州一中制烟厂存在逃税的情况。不知怎的,税务局派来的驻厂人员硬说自己收受了广州一中制烟厂的贿赂300元,厂长陈善渊也被逼承认烟厂逃避税金,旧证重用等。这样,广州一中制烟厂就成了“基本违法户”,“三反”工作队要云乔补缴税款。

    此时的云乔已是两手空空,就连存放在广州一中制烟厂仓库里的衣物、家具等都在海珠桥被炸后不复存在了。万般无奈之下,云乔只好四处借钱,后来在一个名叫丁纪徐的朋友那里借到一千万元(解放初期的币制),补交了所谓的逃避资金缴给厂方,由厂方开了收据,此事才算过去。

    这场风暴来得太突然、太猛烈,张云乔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心里很难受,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侨生行”已不可能再办了,进出口贸易也成了不现实的梦想,苦闷中的云乔心里有了微微的变化,他甚至闪过一丝“清静无为”的念头。

    那时,云乔仍然以一中制烟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做一些工作,但由于广州一中制烟厂这边有陶培唐、张志勋、陈东、陈善渊“四大金刚”把关,他们个个能力非凡,工作起来游刃有余,云乔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指手画脚了,感觉自己成了“闲人”。

    这时,他想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做一做。恰巧,香港的《周末报》社整个搬到广州来出版了,报社主编胡希明、副主编冯英子、报社经理由省文化局副局长苏怡兼任。云乔本是文化人,在文化界的朋友很多,他找到当时主管新闻的司马文森说,他现在空闲时间较多,想找个兼职的事情做做,充实一下生活。司马文森当即给《周末报》推荐张云乔,他们一口就同意了云乔加入《周末报》工作。

    第二天,云乔高高兴兴地去《周末报》报到,报社根据他的兴趣和特长,安排他当摄影记者兼图版编辑。云乔接手任务后,每天挂着个相机走街串巷,捕捉新闻镜头。回到报社,又自己冲印胶片、画版制图,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每天有闲暇时,他也跑到烟厂去看看,关心一下厂里的生产,但大多数时间和精力,他都放在《周末报》的工作中。

    这样紧张而又自如的日子,云乔过了一年多,要不是《周末报》后来停办了,没准儿他会一直干下去。

  • 2018/05/0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群策群力  共度“匪乱”难关

    贵阳解放前夕,仿如黎明前的黑暗,鱼龙混杂、沉渣泛起,社会治安处于无序状态。国民党军残部化兵为匪,隐匿于农村的荒山野岭,伺机兴风作浪。远在广州的云乔得知这一境况,特地给张嘉德打来电话,请他转告贵阳一中制烟厂的员工“……不要怕,一中制烟厂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解放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会伤害大家的。”他让张嘉德把工厂员工家属一齐接到厂里吃住,再三叮嘱“既要保护好工厂,又要保证全厂职工及家属的生命安全。”

    接着,在屠天侠的主持下,工厂连续召开了两次会议,简要通报了当前形势和注意事项,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精神。对在过去的特殊情况下说过的假话、做过的错事不予追究,但从现在起大家都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屠天侠当即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他过去所填的学历“上海交大电机系毕业”不实。会后他带头改正过来,重填了一张。其他人事档案填报不实的职工,也全部改正了过来。

    根据云乔的指示,张嘉德、屠天侠等人通知贵阳一中制烟厂所有家属到厂里来吃住,实行“密封式”管理,由“护厂队”统一把他们保护起来。由于人数众多,厂里把包装车间和烟叶仓库腾挪出来供家属居住,大人小孩都挤在车间里面,打地铺睡。

    19491115,贵阳宣告解放,全城一片欢腾,人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贵阳一中制烟厂组织文艺队,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到中华路,夹道欢迎解放军进城。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野五兵团的将士们个个精神抖擞,迈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彩旗和欢呼声中。贵阳一中制烟厂的许多员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他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好奇地打量着。女工们看到解放军队伍中走着一些英姿飒爽的女兵,感到既好奇又羡慕……

    贵阳解放后,新生的政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经济局面。贵阳本来就贫穷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国民党出逃前又大肆破坏,官僚资本家携款外逃,许多工厂、商店被迫停产、停工,甚至倒闭,尤其是贵阳周边的村镇上,土匪活动十分猖獗。

    据史料记载,当时贵州境内主要有两股较大的土匪势力,一股是号称“黔桂边反共挺进军”屠占庭部和地方封建势力朱子刚匪部,其骨干均系国民党保安团的军官和残兵痞子,有一定的战斗力。另一股是号称“反共救国军”的曹绍华匪部,该部拥有82·60迫击炮17门,轻重机枪32挺,匪众达4000余人,主要活动于长顺、紫云、惠水、罗甸地区,还不断袭击、骚扰青岩、花溪、清镇、平坝一带,最近一次甚至打到了贵阳城郊的三桥。

    他们常常昼伏夜出,抢劫军车、商车、公粮,冷枪袭击解放军和一般平民。有的战士不幸被捉住后,竟被他们割舌挖眼,抛入河中。贵阳一中制烟厂有一辆往重庆方向运货的商车,行进到遵义附近时,路边山头上突然出现密集的人影,匪徒们有的穿军装,有的穿便衣,手臂上捆着稻草,吹起牛角,端起步枪,挥舞着大刀长矛,疯狂扑向商车。土匪们一拥而上,把司机从驾驶室扯下来。司机被吓坏了,战战兢兢地向匪徒说明,这是商车,他是做老实生意的,求他们手下留情。

      还算幸运,这伙土匪搜查了一番后,抢了几箱烟散去了。司机回厂告知实情,贵阳一中制烟厂就再不单独派商车出去销烟了。

    销路阻断了,失去了收入来源,许多烟厂已处于歇业或半歇业状态。贵阳一中制烟厂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工人工资发不出来,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张嘉德在电话里跟身在香港的云乔报告了这一严峻形势。云乔心里虽是万分焦急,但“侨生行”的事务缠身,爱莫能助,他只能在电话里告诉张嘉德,希望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渡过难关,务必不能让烟厂关门倒闭。

    张嘉德和屠天侠、骆守先等人商量如何度过“匪乱”,他们研究出三条主要措施:一是组织员工“上山开荒”、生产自救;二是发动职工上街零售;三是将小部分员工分流,等等。

    他们首先跟食品工会联系,介绍了10余名职工去米厂工作。有30余名职工体谅工厂的困难,主动要求自寻出路。其余员工在张嘉德、屠天侠带领下,拿起锄头、铲子到厂后面的山上开荒种粮、种蔬菜。有几个月的时间全厂职工都没有领工资,完全靠自给自足。

    于是,在湘雅村的山头上,就出现了两三百人挥锄劳作的大生产运动的场面。员工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工厂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不计报酬、辛勤劳作。休息时,大家还齐声高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革命歌曲。歌声响彻山谷,回荡在湘雅村的上空。 

    有烟行的老板见到此情此景感慨地说:只有你们贵阳一中制烟厂的职工才是这样,别的烟厂,不发工资工厂就倒闭了,谁愿意给老板白干活?

    为了把库存的香烟销出去,厂里每天发给职工五条香烟,各人拿去设法销售。有的工人去找亲戚朋友推销,有的拿着到处去问烟行,有的甚至在街上摆起了地摊。他们都怀着一个信念,没有度不过的难关。

    工商企业的困境引起了新生政权的关注,省政府决定,采取武装护运,军车带商车,开办匪灾保险,组织联营等办法,保护私营企业开展物资交流。贵阳一中制烟厂需运烟外销时,加入车队,部队派军车开道和断后,军车上坐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汽车驾驶室的顶棚上架起机关枪。那期间,烟厂运往重庆柳州办事处的卷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运输的。

    与此同时,新政权加大了“清匪反霸”力度,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贵州省境内几股大的土匪势力被清剿殆尽,匪首曹绍华中弹被俘,解放军将其抬到贵阳科学路图书馆前示众,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前呼后拥去围观。三天后,曹匪被枪决。

    1950年底,贵阳及全省的局势已完全改观,公路畅通、社会安定,市面开始繁荣。贵阳一中制烟厂从困境中走出,开始了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云乔从香港来电报,拟将一中制烟厂贵阳厂送给政府。张嘉德持电报到市委反映,肖刚代表市委接待了张嘉德。肖刚说:“一中制烟厂主要办厂人员我是了解的,接收私营企业不是我党的政策,希望你们要好好将工厂办下去。” 

  • 2018/04/3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反封锁、反禁运的“侨生行”

    广州“西南烟行”的运作跟贵阳市区办事处差不多,云乔一方面利用在烟行上班的机会结交名流商贾,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烟行也是销售本厂产品的主要场所,“沪光”牌香烟每天从这里源源不绝地销往四面八方,成为广州卷烟市面上的“抢手货”。

    孙师毅以一中制烟厂顾问的身份与云乔同在“西南烟行”的二楼办公,工厂的重大事情基本上由他俩商量后,和陶培唐、陈东二人一齐定夺。

    一日,香港《文汇报》的老板张樨琴登门造访,请孙师毅去香港《文汇报》任总编。张老板此举实际是地下党的安排。孙师毅本来就精于文化工作,对创刊办报之事兴趣也很浓,再说这是组织安排,服从没商量。

    在与云乔交接工作的时候,孙师毅突发奇想,建议云乔到香港去再搞一个商行,一方面可经营本厂香烟,争取销往海外;另一方面可开展多种经营,使企业不断壮大。他分析了当前政治经济形势,认为华北已经解放,全国也很快就会解放,现在到香港搞个进出口商行正是时机,前景未可限量。香港长期以来就是大陆进出口物资的集散地,区位优势明显,管理体制也很特殊,他希望云乔与他同赴香港,共创大业。

    对他的这番分析和判断云乔也颇有同感,加上当时筑穗两方的烟厂运转十分正常,管理者们的才能和品行都很优秀,个个都可以独当一面,自己在厂里的具体工作也不多,他略加思索就爽快地决定和孙师毅去香港搞进出口贸易。

    真是说干就干。第二天,云乔就把广州的房子退了,又叫了辆卡车把家当拖到广州一中制烟厂的仓库储放。他向陶培唐、张志勋交代完工作后,带上老婆、孩子与孙师毅同机飞往香港。

    云乔在皇后大道35号三楼租了80平方米的写字间,准备与已经解放的华北和上海等地区开展业务,同时积极打探和联系在港的亲朋好友。皇后大道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区,这里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寸土寸金,张云乔一下子租了80平方米的写字楼,足见其大干一番的雄心。

    由于云乔与孙师毅工作性质不同,他们没有住在一起,但工作之余也常有来往,经常互相邀约吃饭。有一次,云乔还和章士钊一起在孙师毅家里共进晚餐。

    19491010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败军抱着给共产党留一副“烂摊子”的心理,对广州实施了疯狂的大轰炸,海珠桥也未能幸免。

    市区内炸声四起,浓烟翻腾,珠江上水柱冲天,江面漂满了船只碎片和遇难者尸体。海珠桥被雨点般落下的炸弹炸得支离破碎,位于桥头的广州一中制烟厂首当其冲,部分厂房被炸毁,海珠桥被炸飞的几吨重的钢架从天而降,落在烟厂仓库的屋顶上,将仓库砸塌。厂里临工有两人当场被砸死,十人受伤,损失惨重。所幸,厂里主要的机器设备没有受到损毁。

    正在香港筹建“西南商行”的张云乔惊悉这一事件,立即雇汽车赶到文锦渡(此时广九直通火车中断,罗湖尚未通车),在深圳搭广深班车返回广州,直扑工厂破坏现场。

    只见陶培唐、张志勋、陈善渊等人,正在厂里全力组织抢救伤员和生产资料,安抚死者家属,忙得不可开交(在炸桥的那几天,陈东临时离岗,去港未回),云乔看见自己存放在仓库里的属于他私人的家具、衣物全被炸毁,工人们从废墟中拖了几件出来,当成工作服穿在身上。云乔察看一圈后,找陶培唐等人进一步了解情况,研究下一步工作。陶培唐劝云乔不用担心,他们有能力处理好善后和工厂重建工作。云乔交代完有关事项,返回香港。

    经过陶培唐、张志勋、陈善渊和后来赶回广州的陈东等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广州一中制烟厂大难不死,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厂房和生产设备,又重新运转起来了。

    云乔回到香港的写字楼,继续埋首于商行的筹建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十年前的老朋友任泊生联系上了(在上海电通公司时,张云乔与任泊生、陈波儿夫妇同住在公司宿舍楼上,交情甚笃。陈波儿到延安后与任泊生离了婚,其后跟袁牧之结婚;任泊生则娶了一个叫俞剑琴的新四军报务员。)广州解放后,任泊生被任命为广州民航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现正在香港从事航运方面的工作。

    任泊生对云乔说,他参与了“两航起义”,所控制的起义物资(飞机)和人员受到港英当局封锁和迫害,除了去年起义飞回祖国的10架中航机和2架央航机外,现在停放在启德机场还有六七十架飞机。港英当局为了防止再发生驾机起义的事件,把飞机用铁索捆绑,并拆卸了机翼,严格控制和禁运有关战略物资去国内。而目前国内的民航事业最迫切的是需要解决飞机零件、油料、轮胎等物资的紧缺问题。他这次到香港的目的就是反封锁、反禁运。

    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后,云乔改变了赴港时主要追求经济目的的初衷,想到新生政权正百废待兴,他决心为新中国做点实事,既不图利,也不图名,就是想表达一腔爱国热情。他与任泊生合计将拟办的商行取名为“侨生行”(“侨”和“生”各取自张云乔和任泊生名字中的一字),商行不以营利为目的,以商业作为幌子,进行反封锁、反禁运工作。由张云乔任经理,任泊生派一位起义同志岑衍镛为副经理。任泊生再三告诫云乔要注意保密,处处提高警惕,暂时断绝和亲友们的一切往来,否则红墈的监狱就有他的床位了。他还说:“宝生银号的经理(宝生银号是地下党的金融机构,该银号的经理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曾经对他提过意见,为什么和资本家合办商行,不怕犯错误吗?所以无论如何,在经济上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廉洁清白。”云乔表示理解,并信守承诺。几十年的地下工作早已使他成为这方面的能手,“侨生行”与当年他在重庆搞的办事处可谓异曲同工。云乔告诉任泊生,他在广州和贵阳都开办有烟厂,目前经济效益都非常好,如果要图钱的话,其他门路很多,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搞反禁运、反封锁的工作呢?他搞“侨生行”绝不会存半点私心。

    明确目标和注意事项,他们紧张地开始了“侨生行”的筹建工作。民航出资16万港元,云乔80平方米的写字楼和全部家具作价4万港元,全部资金20万港元向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后开始经营业务了。

    承运单位以现金作保证,“侨生行”多次把民航需要的飞机零件、油料、轮胎等经过特殊途径,通过沙头角运送到深圳,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云乔还利用他熟悉汽车贸易的特点,一次性进购了12辆英国制的“斯丹达”(Standard)轿车,由“侨生行”经过反禁运渠道运送到北京。云乔亲自到北京交给民航总局。民航总局的同志热忱接待了送货而来的张云乔,并将他安排在北京棒子胡同的民航招待所下榻,恰巧任泊生来京出差也住在这里,二人欣然相会、彻夜长谈,为自己所做的正义事业感到自豪。

    忽一日,任泊生带着复杂的表情对云乔说,接广州方面的通知,有急事需速回。二人依依惜别,相约广州再见。

    云乔本来想借这次到北京的机会去国务院拜访一下抗战时期给他以教诲的资深地下党领导,但是这位领导很忙,时间需要由国务院按排名先后预约。这时,国内开始了“三反”运动,招待所停止了伙食供应,云乔在北京住了五天,等不及国务院的通知便回广州了。

    如果张云乔再等几天或许能见到这位领导,这样,他下半生的命运可能会大不相同,但很遗憾,他没有见到这位领导。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被一些细节所决定,张云乔在政治上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回到广州,云乔才知道任泊生已经被停职审查,说他是“三反”分子,不许他们见面。云乔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与任泊生交往多年,想不通任泊生哪儿是“三反”,如果一定要说他有点什么问题的话,最多不过是在生活上有点不同于一般老党员的艰苦节约罢了。云乔感到心里有点压抑和惆怅。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麻烦也将来临。回到香港,他又继续在“侨生行”从事反禁运、反封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