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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1/1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节  中共领导指点迷津

    张云乔拒绝了“中电”的邀请不久,独资经营的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邀其加盟,云乔考虑到张善琨在上海有帮会背景,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复杂形势下不失为一个避风港,便加入到新华,与之签订了一年的电影美工设计师合约。

    张善琨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很清楚当时电影业的市场趋向——国难当头,抗日意义的爱国主义进步作品最受广大群众欢迎。他投其所好,向“左”倾势力实行“靠拢”策略,投资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片《红羊豪侠传》,请田方主演。接着又拍摄了由欧阳予倩编导的《新桃花扇》。这两部影片都具有反帝反侵略的进步意识。他还派摄影队去内蒙,拍摄傅作义抗日《百灵庙大捷》等新闻纪录片,名利双收。后来他又扩大制片经营,邀请左联方面输送剧本和人才,都得到左联的大力支持。

    云乔加入“新华”之后,先搞过《桃源春梦》和《小孤女》两部小型娱乐性的影片,接着和史东山1〕合作,担任了《狂欢之夜》的美工,又和吴永刚导演合作担任《壮志凌云》的美工。《壮志凌云》是一部优秀的国防影片,以决心保卫家乡为主题,对于掀起全面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新华”又摄制了一部国防影片《青年进行曲》,由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主要演员有施超、张慧灵、顾尔已、胡萍等,主题歌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有意地增加了抗日的内容,歌中唱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进,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这部《青年进行曲》的影片在“七·七”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首歌曲也很快在全国风行。

    新华影业公司拍得最成功的一部影片当属《夜半歌声》,该片原来的剧本完全是一部简单的恐怖片,经田汉大笔润色后,掺入了革命的内容,再加上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三首主题歌,使之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完整大作,名震全国、久演不衰,这两部片子的美工设计均是张云乔。

    “八·一三”前夕,新华影业公司搬到了法租界亚尔培路。813日,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投入30万人,中国抵抗军队有50个师,90万人,由冯玉祥、蒋介石、顾祝同和张治中先后统率。战斗空前残酷激烈,日军的飞机、大炮不断对上海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我防空部队奋起还击,弹壳、弹片如冰雹一样打得新华公司的摄影场屋顶吭吭作响,摄影组根本无法正常作业,甚至还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形下,新华公司只好宣布暂时停业,疏散职工。

    张云乔在新华公司的这段时间里,还兼职担任了元丰油漆公司以及一间灯饰玻璃装修公司的美术设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购置了一辆小汽车,自己驾驶。此时,张云乔料定上海可能不保,非久留之地,匆忙收拾了一些细软,驾车护送父母、妻儿回到余姚老家暂避。

    为筹措一笔经费到抗战后方图谋发展,云乔决定到杭州把小汽车卖了。

    到了杭州,云乔经陈东介绍,认识了鸿飞汽车运输公司经理陶培唐,和他在银行供职的兄弟陶钜唐。通过陶培唐介绍,云乔把小汽车卖给了抗日部队某师。为避免路上携款遗失,云乔委托陶钜唐帮他把钱汇到余姚老家,自己则和陶培唐商议在武汉会合,共谋发展。

    云乔见鸿飞公司存有一辆久已不用的破车,便出钱买了新轮胎等配件让陶培唐把它修好。陶培唐连夜将这辆破车修好,送云乔经绍兴到达百官,云乔乘火车回到余姚老家,携带前妻和女儿三人去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武汉。

    云乔到汉口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中国银行打探他的姐夫谷兆芬的大哥谷澧馨是否在汉口,得到答复:他是长沙中国银行的副经理,现在常德。二哥谷仲廉在长沙中国保险公司担任经理。云乔通过电话和二哥谷仲廉取得联系,他们表示热烈欢迎云乔去长沙。第二件事就是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属下的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考察。

    一进厂门,云乔就见到以前工作上的老伙伴史东山。史东山诚恳地建议他到“中制”报到,云乔告诉他说:早在“电通”关闭前,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就派人来邀他加盟,但他追求的是进步电影事业,“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而断然拒绝了。这次若加盟“中制”岂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言下之意还是不肯当国民党的“大兵”。

    这样,张云乔等于把自己从影的路给断了,因为后方就只有“中电”、“中制”两家制片厂。这真是令人沮丧的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云乔陷入了彷徨和苦闷之中,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刚走出“中制”的大门,就看见陈波儿站在街口准备打车。陈波儿是云乔在“电通公司”时的同事和邻居,张云乔一家住在楼上,陈波儿和她丈夫任泊生住在楼下,两家人过从甚密。陈波儿热情地招呼云乔一道去见一个人,云乔欣然应允,便与她同雇了一辆马车前往大和街,原日本人走时留下的一间楼房(总政暂住)招待所。

    途中他们互相通报了分别后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云乔言语中流露出了对“中制”没有兴趣想转业另寻出路的打算,陈波儿对他的想法表示理解,并说了些人各有志,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之类的话。接着,陈波儿说她已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追求她的梦想,云乔对她的远大抱负和超凡勇气表示钦佩,但他自己当时对党派的兴趣并不浓,对政治的热情也没那么高,所以,当陈波儿问他是否同去时,云乔回答:“以后再说……”

    到了招待所,他们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一位杰出的中共领导同志。这位中共领导同志见是熟人陈波儿来访,便站了起来,陈波儿向这位中共领导同志介绍了张云乔。这位党的领导同志握住张云乔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夏衍对我提起过你,你是电通影业公司的人。今后有什么打算?”云乔说:“本来应该继续搞电影工作,但目前抗战后方,只有‘中制’和‘中电’两间制片厂,在上海之时,‘中电’曾派专人邀我参加,当时我拒绝了,难免得罪了他们,我有顾虑。我在湖南长沙有工商界和金融界的亲友,可能具备转业下海搞工商业的有利条件,我有意向这方面发展,不知是否可行?”这位党的领导同志沉思片刻后说:“你在工商、金融界有较好条件,就向这一方面发展也很好嘛,也同样可以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的。你可以通过孙师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秘书)和我们保持联系。”

    这位中共领导同志的话寓意深刻、弦外有音,张云乔心领神会,纷扰的思绪如雾一般散去,他看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就这样,张云乔按照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步入了工商界,并接受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单线联系,开始了秘密的地下革命工作。 

    注释:

    1〕史东山(19021955),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导演,1922年进入上海影戏公司,1925年编写第一部电影剧本《柳絮》,1937年编导了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抗战胜利后,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改编导演了《新儿女英雄传》,获得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

  • 2017/01/1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电通影业公司被迫关闭

    正当电通影业公司的事业如火如荼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加紧了对“电通”人的打击和迫害。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务部门(简称“中统”)频频介绍人员进公司,派员入厂卧底,还大搞“鸿门宴”。他们邀请马德建、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孙师毅、司徒慧敏、许幸之8人到南京开会并设宴招待。宴席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作主持人,并致辞:“今天请各位来,是向各位交代一个问题,根据我们最高领导指示,上面接到很多不利于你们电通影业公司的揭发信(用手作状一大沓),说你们的后台是共产党。这点嘛,我们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你们各位都是社会精英,希望以后继续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本,免受异己分子的利用。”

    出席宴会的电通公司代表马上就听出了徐恩曾的“弦外之音”,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家心领神会地相互点点头。自此以后,大家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在搞先礼后兵。果然,后来便接连发生了公司人员遭到逮捕迫害的事件。第一个遭逮捕的是王莹,她被特务绑架后被关了两个星期,最后脱险回来。接着,周伯勋被捕,在租界捕房关了一个月,经营救避过了被华界警局的引渡,终于放了回来。田汉、杨翰笙此时前后也被捕,且被送到南京。经组织决定,夏衍暂避日本。

    在种种折腾之下,正常的生产受到干扰,电通公司的第五部影片《街头巷尾》的摄制进度也因此而放慢。这时,制片厂因经济拮据,常常连工资也发不出。然而,全体员工仍咬紧牙关勤勉工作,无怨无悔。

    国民党反动当局趁机使出了杀手锏。在三个月前,电通影业公司向国华银行的贷款受到照顾延期,此事不知怎么被南京方面获悉,他们向国华银行提出,这笔欠款可以由南京中央党部代为偿还。银行方面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收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付出的本息5万元,而将“电通”和银行所订贷款契约文件移交给南京中央党部收存。这样一来,南京中央党部摇身一变,成了电通影业公司的债权人。

    南京的特务头子洞悉了“电通”的经济窘况,感到时机成熟,开始向电通影业公司追讨欠款。公司方面提出可否延期到《街头巷尾》影片摄制完成之后奉还欠款,南京“中统”答复可以考虑,但不久就开来了一辆卡车,来人向马德建经理出示了他当时与国华银行签订的贷款契约,电通公司的员工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特务们将作贷款抵押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车间搬出,装上卡车,扬长而去,员工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同军队缴械,无可奈何。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电影队伍——“电通公司”从1934年初开业到1935年底被迫关闭,出品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部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色彩的有声影片,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毕业歌》、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名扬天下,震彻山河。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等一个都不能少,张云乔同志作为这四部有声影片的美工师,功不可没。

    云乔怀着悲愤和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电通公司。“电通”的这段经历不仅使张云乔在上海的演艺界、戏剧界声名鹊起,而且对他进步思想的最终形成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萌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时间生活和工作在一群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间,被熏陶和感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电通影业公司歇业前夕(19359月),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派专员张宗禹到上海电通公司找张云乔,说他受“中电”厂长余仲英之命来聘请云乔参加“中电”,条件是如果云乔加盟“中电”,可以享受公费出国到好莱坞深造,回国后委任“中电”的高级要职,云乔当即拒绝了他的聘请,张宗禹面带愠色,狼狈辞别。料想“中统”特务的黑名单已有张云乔的大名了。

  • 2016/12/2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第一个听到国歌的人

    绘制《血战宝山路》大型壁画的成功和出色完成大型话剧《怒吼吧!中国》的美工设计、制作,使张云乔在上海的文艺圈内小有了名气,那时,他仍然住在应云卫先生家里。

    离应家不远处有个“中外书店”,这个书店二楼二底,沿街有两个大开间的门面,书架上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尤其是国外的政治书籍,引得不少有识之士前来购买翻看。孙师毅也经常光顾中外书店,所看的大多是外文书籍,张云乔的英文水平不及孙师毅,便经常乘机向他请教,二人关系愈加密切。“中外书店”对书市的反映似乎特别快,例如,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不久,云乔便在书店里看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英文版《西行漫记》原本。书店老板叫明跃武,云南人,明老板当时对文化人士礼仪有加,由于张云乔和应云卫经常光顾书店,久而久之便成了熟人、朋友。

    有一天,张云乔在书店里偶然结识了从云南昆明到上海来发展的聂耳,大家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明老板经常邀张云乔、聂耳、应云卫等到书店对面的一间名叫“洁尔精”的四川餐馆吃川菜便餐和大头菜之类的云南菜。张云乔原本不知道云南大头菜,经过聂耳特地介绍,也开始吃大头菜了。有一次,聂耳从云南老家给云乔带来一瓶家乡的大头菜,云乔觉得特别可口,也被聂耳的真诚所感动,从此喜欢吃大头菜。至今,张老一吃大头菜便要想起好朋友聂耳,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书店楼上有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明老板也许是出于招揽生意的需要和对艺术的崇拜,有意将房间整理干净,并摆上长条桌椅,热情邀约才子在楼上聚会。聂耳、应云卫、张云乔、戏剧协社的成员便经常相约到这里来约会、叙谈,排演话剧,纵论世事、切磋艺技,把“中外书店”的楼面搞得热闹非凡,明老板的生意自然更加红火。

    聂耳的音乐天赋极高,民族乐器他几乎样样皆能,尤其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那时左翼电影机构已经成立,聂耳系主要成员,十分活跃,深得同仁喜爱,在联华公司摄制的电影中,他还客串角色。有一次他脱光衣服,浑身涂抹起黑色油彩,把个影片中的黑人水兵演得活灵活现……当时的聂耳,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充满了革命激情。1933年,由田汉做入党介绍人,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张云乔和应云卫、袁牧之已加入“电通公司”,这是一个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制片厂,马德建任公司经理,司徒慧敏任制片厂厂长,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阿英等同志在幕后领导创作和题材的选定。从1933年上半年开始成立,摄制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片《桃李劫》,由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担任男女主角,唐槐秋、张惠通、王遐文等配合演出,吴蔚云摄影,司徒慧敏录音,张云乔任美工,田汉作主题曲《毕业歌》的歌词,聂耳作曲。这部影片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展现了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赢得了极高的评价,票房发生拥挤盛况。随着影片的上映,《毕业歌》也成为当时广为流行的时代歌曲。电通公司打响了走向社会的第一炮!此后,又陆续拍摄了《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由聂耳作曲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皆成为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在筹拍《风云儿女》时,共产党员田汉刚刚写出这部影片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后就被捕了。

    一天,张云乔在去电通公司上班的路上,孙师毅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是田汉写在烟盒上的),请他交给电通公司尽快找人谱曲。云乔立即将此条交给了摄影厂主任司徒慧敏,电通公司研究决定,请年仅23岁的乐坛才子聂耳为此歌词谱曲。

    接下来的日子,聂耳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简直进入了一种废寝忘食的境界,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放声高歌、一会儿急促的来回走动,引得房东老太跑上楼来,骂他是“疯子”、“神经病”,聂耳只好一脸无奈地向她道歉。

    两周后的一个清晨,云乔照例提着包走到街口搭乘无轨电车上班,刚上电车,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云乔一看,原来是好友聂耳。他迅速走过去与聂耳并肩坐在了一起,第一句话就问:“《进行曲》谱好了没有?”聂耳兴奋地说:“干了几个通宵终于写出来了,但还没人听过。”云乔急忙说:“快让我听听。”聂耳清了清嗓音,低声哼唱起来,云乔立即被这支曲子雄壮、激昂的旋律打动了。当聂耳哼完最后一句时,他竟忘情地拍起手来,把前后的乘客吓了一跳,云乔说:“聂耳,你谱的这首歌充满了激情,准能流行。”

    的确,那是一个呼唤激情、渴望激情而又要唤醒激情的岁月。

    云乔沉思片刻后,奇怪地问聂耳为什么这首歌曲从头到尾都没有用音符“4”,聂耳回答说:如果用了音符“4”就不够有力了。他还告诉云乔:自己对原词进行了些大胆的改动,把原作的二节合并为一节,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许幸之1〕的提醒下,把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再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刹尾,变成了“前进,前进,前进,进!”

    下了电车,他俩兴冲冲地走进“电通”摄影棚,云乔迫不及待的代表聂耳宣布:“《义勇军进行曲》谱出来了!”在场的人当即抄下简谱,围坐一团试唱起来。这首曲子,倾注了聂耳全部的创作激情,以号角式的音符贯穿全曲,激昂的音调具有震天撼地的号召力量。大家越唱越兴奋,最后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连声叫好。

    后来上海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在灌录唱片的合唱队伍中,张云乔又有幸被选为合唱队员之一,成为第一批高歌的人。唱片在电影上映前提前上市,很快在全国引起空前的轰动,为鼓舞民族士气,争取民族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鼓舞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发图强。

    谁也不曾料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徐悲鸿大师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之下,一致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来,《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体现了全国各族同胞的共同心愿。

    这是“电通公司”全体员工的荣耀,而张云乔同志有幸成为第一时间听到国歌并第一个高唱国歌的人之一。这件事看似偶然,实则也包含着必然。 

    注释:

    1〕许幸之(19041991),中国电影导演、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作家,曾留学日本,30年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为左联发起人之一,被推荐为左联“美联”主席。后从事电影导演、戏剧编导工作,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2016/12/05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怒吼吧!中国

    过去戏剧协社上演的一些大型话剧,如《少奶奶的扇子》、《第二梦》、《威尼斯商人》等等,艺术上固然不错,但于今天的民族危机深重的局面太不相应。最近,上海剧坛寂静,自从南国剧社和艺术剧社等前年遭封杀和禁演后,至今没有大型话剧上演。“一·二八”事件后,中国广大民众深切体会到内忧外患的艰难,他们开始寻找民族的出路,开始探寻心灵困惑的解答,反日情绪普遍高涨,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那些迎合小市民阶层的戏剧和影片。面对民族危机的沉重局面,应云卫亦不甘于为艺术而艺术,他要以戏剧为武器,喊出一声强于一声的不平之言,唤醒民众起而抗之。

    193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铅云低沉,空气中没有一丝风,让人感到异常闷热,大上海十里洋场依然霓虹闪烁,甚嚣尘上。那些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和趾高气扬的外国冒险家,沉湎于欢娱场所,在灯红酒绿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与此相反,在大片的贫民区,人们却蛰居在斗室窝棚里,过着牛马一样的日子。而这时,日寇的铁蹄已践踏了东北三省,欲壑难填的侵略者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原大地、江南沃土。

    应云卫想着前几天与黄子布(这时夏衍的笔名尚未产生,以黄子布作代号)和孙师毅的一番谈话,心情难以平静,便去找云乔倾诉倾诉。

    来到云乔的小屋,应云卫直截了当地和云乔谈起“戏剧协社”的发展方向。他说,过去戏剧协社上演的一些大型话剧,艺术上固然收获不小,但缺乏时代感,与今天“九·一八”以后的局势不太相适应,他觉得应该排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民众疾苦、振聋发聩的剧本。他又告诉云乔,子布和师毅曾经找过他,希望他能以最快的速度排出一个反映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内容的大型话剧来,赶在8月份国际反战委员会代表来上海召开远东大会时公演。他自己决心配合救亡热潮,希望云乔也能鼎力相助。应云卫的一番话,引起了云乔的共鸣,能够参与一台大型话剧的制作,这正是云乔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当即付诸实际行动。

    两个人经过多方选择,终于在美国《生活》(Life)杂志的剧照和文学介绍中,发现了苏联人赛格·米海洛维奇·铁捷克编的一个大型戏剧《ROAR·CHINA》在美国演出的图片(后译为《怒吼吧!中国》此剧已在纽约的舞台上演,也曾在莫斯科、巴黎、柏林等地演出过。)应云卫设法搞到英文本子,请人译出,剧情描述的是:

    列强的舰艇在万县长江中,耀武扬威。一个美国洋行老板搭小船过江时,为了船费和渔夫争执起来,动手打人。后来,却因身体肥胖失重落水淹死。英国海军舰长借题发挥,大肆敲诈勒索,提出要对两名船夫执行死刑,抵偿一个白人的性命,并要交付巨额白银作为赔偿,并限令一天之内答复,否则就要炮轰城市。中国官方迫于列强淫威,只得屈从。在码头对船夫行刑时,群情激奋,忍无可忍,发生“暴乱”。英国军舰开炮轰击万县城……

    读完剧本,应云卫、张云乔二人喜出望外,这个本子似乎是专门为他们写的。但此剧场面庞大、场景复杂,如军舰船台、从舰艇伸出的大炮以及江边码头等,共计9个分场,5场大景,共需8次换场,布景多、场次多,要在两个小时内完剧,必须缩短换景时间,快速换景。云乔设计了一套小型模型,他和应运卫两人经过几个晚上的研究和反复摆弄,搞出了“暗转”的办法,即将战舰的舰台中间分开制成两个部分,可合拢成整个船体,也可以分开成两个长台,分开后翻过身就是码头外景的台阶。在灯光熄灭的时候,只要有几个人合力把船台翻转,就变成码头边的外景。这样,便解决了这个难题。另外,为了配合“暗转”换景的要求,应云卫向轮船公司暂借了2000元,作为添置三台电流强弱控制器和制作布景的费用。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参加排练的演员达七八十人之多,被绞死的两个码头工人由袁牧之、魏鹤龄扮演,应云卫担任导演兼舞台监督,张云乔负责美工、音响效果和播放序曲。冷波、赵曼娜、严工上、沈潼、张惠通等知名人士都自愿参加演出,任劳任怨,排练时无一人迟到早退。

    正当云乔他们抓紧排练,以期早日公演的时候,突然接到夏衍的通知:远东会议改在9月份举行,公演将推迟一个月。云乔他们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把剧本排演得更加熟练,避免正式公演的时候出岔子。

    远东会议如期举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怒吼吧!中国》赶上这段时间,在上海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公演了。事先,应云卫决定序曲播放一首矿工合唱之歌,而这张唱片的反面是《国际歌》,他嘱咐云乔千万别放错了,以免引起政治上的纠纷。

    公演第二天,田汉等人陪着国际反战委员会的代表马莱爵士、法国左翼作家巴比塞来到剧场。他们的到来,给剧社全体人员以很大的鼓舞。云乔当时从顶楼放映间的窗口看到田汉、阳翰笙、于伶和几个国际友人在楼座前排坐定,非常激动,他想起有位革命导师曾经说过:不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你唱起《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和朋友。他灵机一动,突然用内部电话向后台的应云卫提出建议:幕前序曲是否改播《国际歌》。应云卫略作考虑,就同意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剧场上空突然奏响了高亢的《国际歌》旋律,剧场气氛一下显得庄严而又热烈,马莱爵士等几位贵客脱帽肃立,直到曲终才坐下。这一突发情节产生了特殊的效果,令所有的人都振奋不已,成了演出此剧的点睛之笔。剧场个别观众也有觉得惊异者,不过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这场演出,演员们个个都十分投入,大幕落下的时候,扮演码头工人的魏鹤龄突然从绞刑架上一头栽下,半天没有起来,如同休克。正当大家惊惶失措的商量着把他送医院的时候,他却慢慢地睁开眼皮,对大家说:“我没有事。为了表演逼真,我使劲把绞架的绳索往自己的脖子上勒,差一点真的喘不过气来了。”惹得大家一场哄笑。

    观众对此剧的反映异常热烈,公演了六天,盛况空前。后来,戏剧协社被迫解散了,这次的演出也成了剧社的“绝响”,但此剧在中国人民心中所激起的救亡吼声却经久不散。

  • 2016/11/2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挥毫泼墨  以画证史

     世磐公司倒闭后,孑然一身的云乔寄住到了应云卫家的亭子间里。应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4号,这是一间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在党的“一大”会址隔邻的第一个石库门内。

    应云卫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导演之一,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云乔在新华艺专念书时应云卫便经常到学校来指导学生演话剧,由此与云乔相识,加之他们是同乡,先生便对这个颇有才气的小兄弟格外关照。应云卫当时在“华北航业公司”(轮船)任业务经理,但他对戏剧的热情和投入使得本职工作倒成了副业。应云卫热情好客,与戏剧界、电影界、新闻界的朋友往来频繁,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大家各抒己见、痛陈是非、交流技艺,气氛十分热烈。碰到开饭的时候,大家随便入席,吃完出门时,有的朋友还诙谐地高叫一声“小账惠过”,大笑而去。袁牧之、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孙师毅、欧阳山尊、王遐文、王莹等均是他家常客。这样的环境极大地提高了云乔的交友层次和交际范围。云乔经常参与他们讨论戏剧理论,获益匪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云乔对当时的“左翼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并荣幸地加入了“戏剧协社”。

    一天,来客中一个叫徐心芹的朋友,不经意间谈到十九路军将领淞沪卫戍司令戴戟,因修建“一·二八纪念馆”需征集有关抗日战争的大型油画一事。云乔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他问明详情后,马上四处去收集有关此次战役的资料、图片,走访知情人士,并着手构思和创作小样。挥毫之际,那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场面又浮现在青年云乔的眼前:

    1932128深夜,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向当时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突然发起袭击,十九路军将士毫不畏惧,英勇迎战予以痛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上海宝山路一带硝烟滚滚、弹片横飞,敌机不断投下燃烧弹,周围的建筑物包括民房在内都笼罩在火光和浓烟中,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燃起熊熊烈火。我十九路军全体指战员沉着应战,以集束手榴弹掷向敌军铁甲车,炸毁敌军车两辆;右边有一小分队,跃出掩体与敌人肉搏。十九路军英勇奋战,击退了敌军的几次反扑,打得日寇太阳旗坠地、狼狈溃逃……十九路军以3万兵力、劣质装备和血肉之躯与凭借飞机、大炮、铁甲车等优良装备的敌人10万大军浴血奋战,取得巨大胜利,轰动了全世界!

    云乔的构图,把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作为战役的焦点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创作主题一下子升华到顶点。这不是信手拈来的巧合,而是张云乔深刻思想和独到见解的形象体现。“一·二八”战役中有吴淞湾激战,有庙行浴血等战事,云乔却偏偏选择了宝山路的巷战,原因是他深知: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侵略是终极侵略。东方图书馆当时是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内藏有宋版、明版及乾隆时期编写的《四库全书》等中外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无价的古籍孤本。日寇轰炸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就是企图遏阻中华文明的传承,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把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进而加以同化,其用心何其毒也!这一深刻见解被日军敌酋盐泽幸一扬言所证实:“毁了闸北一条街,一年半载之后,中国人仍有能力恢复。只有把这印书馆和图书馆焚毁,中国人就不能恢复了!”另外,云乔选点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理由,这就是云乔有一童年同村好友张鼎炎,是商务印刷厂的工友,也是当时工人纠察队队员,他曾悄悄对云乔讲过,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总部就在东方图书馆,领导人叫周恩来。周恩来与陈云同志都曾在此主持过革命工作……张云乔把此事深埋心底,他认为这里就是中国革命的光明和未来的希望。

    云乔把小样及说明书送到十九路军纪念堂后,很快就得到一致通过,戴戟将军指派警备司令部高级将领徐义衡参谋长与云乔具体联系绘画事宜。

    对云乔来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日子,他每天早出晚归搭乘徐义衡的小车,由市区出发到几公里以外的龙华镇工作。云乔用粗质棉布16幅拼凑成长幅画布,制成油画底布,绷紧在木架上,并特制了一架流动轮梯,下面由一位工友推动,调整位置。云乔站在滑动的轮梯上,挥毫泼墨,把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抵御外侮的精神和气概倾注笔端,在偌大的画布上,兴致淋漓地挥洒爱国热情。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劳作,一幅高5.3 、 长13.3、面积为70平方米的巨幅壁画终于完成,画名题为《“一·二八”上海闸北保卫战》(后更名为《血战宝山路》)军方决定将它作为“一·二八纪念堂”的主体壁画展出,设置在纪念堂的正门入口处。

    纪念堂揭幕之日,仪式简单而热烈,各界人士应邀莅临参观。由于国民党的妥协,与日寇签订了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开馆仪式只能低调处理,新闻记者事先被告诫不得大肆宣扬。虽然“一·二八纪念堂”前面的“抗战”二字被有意隐晦了,但应邀参观的各界人士仍被《“一·二八”上海闸北保卫战》壁画的鲜明主题、惨烈场面和爱国热情深深震撼。云乔的老师刘海粟看后拉着他的手说:“我过去在学校里曾经对你们说过,艺术是高洁的,以唯美为主要宗旨,没有必要和政治发生关系,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现在看来,国难当头,艺术应该为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存亡而奋斗。你做得对!”

    可惜,这座纪念堂存在不到半年,蒋介石急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十九路军到福州后拒绝剿共,请缨抗日,被蒋军包围消灭,这间纪念堂连同张云乔这幅画也随之销声匿迹了。但是,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却永远不会在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心中消亡。

    注释:

    1〕应云卫(19041967),浙江慈溪人,中国话剧活动家和话剧、电影导演。他一生钟爱电影艺术,不仅熟悉戏剧、电影,而且对各大剧种无一不精通。20世纪30年代在共产党电影小组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工作,执导了话剧《怒吼吧!中国》、导演《桃李劫》、《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数十部进步电影、话剧,历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和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顾问等职。

    2〕洪深(18941955)中国话剧电影导演,剧作家,戏剧理论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

    3〕欧阳山尊,1914年生人。原名欧阳寿,生于湖南浏阳。幼年过继给伯父欧阳予倩,并开始受到戏剧的熏陶,学生时代积极参加戏剧活动。参加过影片《天涯歌女》的拍摄。“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左翼演戏运动。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翌年到延安,以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转战晋察冀过程中,他曾导演过10余部反映敌后斗争的戏,并受到毛主席的书信表扬。从北京人艺建院到1978年,他一直任副院长兼副总导演。期间,他曾导演过《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国瑞》等十余部大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应邀到人艺导演了《巴黎人》、《末班车上黄昏恋》。此外,他还为许多剧团导过戏,并执导过电影《透过云层的霞光》和电视剧《燃烧的心》。他的导演风格气势磅礴,感情浓烈,节奏鲜明,富于时代精神。


    4〕王莹(19131974),中国电影女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192810月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曾四次被捕。1934年去日本留学,1935回国,参加夏衍编剧的《自由神》演出。1939年任新中国剧社副团长兼主要演员。根据周恩来指示,和金山带领剧社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为抗战募捐演出,在陈嘉庚协助下购买药品,支持抗日。1942年由重庆去美国,周恩来单独接见她并叮嘱她不断求艺,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她组织在美国的中国文艺工作者演出抗战戏剧。1943年应美国政府邀请,用纯正英语在白宫表演话剧《元配》、《到敌人后方去》、《放下你的鞭子》、《义勇军进行曲》。演出结束后,王莹与罗斯福总统合影留念。这次表演多年后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演员”。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回到北京,并受到董必武副主席接见,  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1974年不幸含冤死于狱中。1979年文化部正式为王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未完待续)

  • 2016/11/1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初涉商海  投资受挫

    1930年从新华艺专毕业后,出于对大都市的向往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张云乔决定留在上海发展。这时,云乔父母捎信来急催他回家,把“终身大事”办了,嘱咐他“先成家,后立业”。向来孝顺的云乔奉命回到家乡和潘云娟女士完婚。但婚后不久,云乔即告别父母和新婚妻子,只身回到大上海闯荡。

    当时的上海,虽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工商企业多如牛毛,但对于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讲,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却不是一件易事。云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心里非常着急,他想:与其这样天天出去瞎忙乎,劳民伤财,不如自己先找点实在事情做做,解决了生计问题再说。尽管那时云乔家里还算殷实,但他知道,“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哥有嫂有不敢伸手”的道理,云乔不愿意老是当“伸手大将军”,他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和头脑闯出一条光明大路。于是,他托人将父亲那套照相的行头从余姚老家搬来,在上海的静安寺路鸣玉坊租了过街二楼的两间房,开起了一间名为“波光”的照相馆。一年以后,又在远东饭店的顶层天台上开了一间“大光明”照相馆。

    应该说,张云乔一“下海”就当了两间相馆的小老板,起点不低。但照相对当时上海的一般民众来讲还是件奢侈的事情,有钱的人往往又到高档的相馆去照,所以,数月下来,两间相馆生意平平,云乔甚感郁闷,寻思着新的项目。

    恰在这时,明星影片公司的摄影师石世磐来到云乔的相馆,谈起他已经搞有声电影器械,并声称自己精于此道,已经取得成功,只是缺乏资金生产录音设备。那时,有声电影刚刚传到中国,属于新鲜事物,引起国人极大兴趣,国内同行趋之若鹜。国产影片公司极有兴趣拍摄有声影片,但技术上有困难,受到美国“西电公司”(Western Electric)和“亚尔西夌”(RCA)二间公司的垄断,条件苛刻。国内电影有关从业人员纷起研究录音技术,自“明星”公司拍出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以后,国内电影界的有关人士纷起研究录音技术。当时,颜鹤鸣发明了“鹤鸣通”、竺清贤拍出了“清贤式”有声电影、中华无线研究社陶胜伯拍出了“中华通”有声电影。看来,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已属必然之事。石世磐极力劝说云乔投资入股,共创大业。他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正所谓“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何不趁早行动,投资该项目。

    云乔本有此念头,经石世磐这么一鼓动,当即决定加盟。他没有做过多的市场调查和深入了解石世磐,便毅然将两间相馆卖掉,所得款项悉数投入,用于购买进口精密工作母机(车床、钻床、刨床)和租赁厂房。石世磐邀约他从事电子工业的兄弟石孚恩加盟,并聘请高级技工,成立了“世磐兄弟有声电影器材公司”。

    云乔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邀约小学同学陈东一道“参战”。陈东和云乔从小一起长大,是“娃儿朋友”,他历来信任云乔,听到他的召唤,马上放下手中的草帽生意,和云乔及石家兄弟一股脑儿地投入到了研制机器的事业中。

    经石世磐提出,公司购置了一辆二手车,并把它改装成摄录移动工作车。云乔和陈东干脆搬到了厂内居住,以厂为家,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的,那种亡命的劲头只有激情澎湃的年轻人才做得出。他们忙得像打仗一样购材料、绘图纸、安装调试设备,期盼着瓜熟蒂落——出品有声电影机器拍摄电影。

    光有激情和梦想是不够的,录音设备属于高科技的东西,不是石家兄弟那点小技术能够对付的。经过几个月的奋斗,有声机器研制出来了,但经反复试验质量就是不过关,这对云乔及石家兄弟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他们已经把所有资金投进去了,眼下连房租水电费都无力支付,日常开销就更不用说了。

    石世磬将他最后的私人财产,一架法制“第必利”牌摄影机忍痛交给云乔,拿到当铺去典当。当时上海的当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安徽人(主要是徽州人)开的,店外挂着一个醒目的“当”字招牌,这类当铺对洋货普遍不识,也不收;另一种是广东人开的,铺面用玻璃做橱窗,里面大多摆着望远镜、显微镜、照相机等洋玩意儿。云乔不识行情,扛着摄影机走了几家安徽人开的当铺,掌柜的弄不懂这个新鲜玩意儿,不敢接货。云乔只好扛着它到法租界广东人开的当铺去,谁知正要成交时,早已尾随其后的便衣警察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以疑是“赃物”为由,将云乔连人带机一并拉到巡捕房,滞留数小时。经警方打电话到云乔所言公司核实后,他们承认是一场误会,当即还机放人。云乔走出巡捕房,看看天色还早,估计当铺尚未关门,便快步回到当铺,以350元典当了此物。

    为偿还债务,陈东还将老乡房其昌大叔委托他出售的300顶草帽款一千元挪用支付。云乔安排陈东搭海轮去广州,找他的朋友张荣才借款支援。房其昌大叔以为陈东携款出走,声称要报警追查,云乔出面担保说,一月之内找不到陈东下落,由自己负责赔偿,这才平息了房其昌大叔的愤怒。

    不久,陈东带着借款回沪,云乔他们得以暂时度过经济上的难关。但最终,世磐兄弟有声电影器材公司还是不可避免地倒闭了。

    庆幸的是:由于经常调试录音设备,云乔结识了新“三友”公司(即电通影业公司的前称)的一帮朋友,使他的人生又掀开了新的一页。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2016/11/03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从乡村到城市

    读书不多的张贞明倍感学问之重要,尽管云乔7岁之时家道尚属清贫,父亲仍然将他送到本乡的马凉亭小学开蒙。由于马凉亭小学是私立的,不很完善,一年后父亲又将云乔转到本乡基督教会开办的小学,老师徐嘉斌思想开明、古文功底深厚,讲起孔孟之道、《增广贤文》及《四书》、《五经》见解独特、是非分明,他对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十分赞赏,这对云乔人生观的形成具有启蒙作用。

    云乔9岁之时,父亲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含着眼泪把他送到学校寄宿。有天晚上云乔尿了床,第二天老师将被褥拿到操场上晾晒,引来全班同学耻笑。这件事对云乔刺激很大,对他自控力的磨炼也颇有影响,以至于后来念初中时,基督教的“节制会”来学校办分会,云乔就毫不犹豫地加入进去了,终生“不烟、不酒、不赌”的习惯保持至今。

    小学四年毕业后,父亲把11岁的云乔送到宁波崇信中学高级学校住校读书,班主任兼国文老师周天僇(浙江诸暨人)对这个天资聪慧而又擅长绘画的学生十分喜爱。老师在课堂上讲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军阀混战、张勋复辟、曹锟贿选,还经常揭发一些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等等,这极大地丰富了云乔的政治时势知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云乔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和有了初步认识。

    1924年校庆之时,老师组织同学们排演二幕话剧(当时叫“文明戏”)《救济灾民》,剧情是:(第一幕)当时浙江西部山区遭逢特大旱灾,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连树皮都吃光了。在一间酒楼里,那些大腹便便、肠肥脑满的奸商们,围着圆台饮宴作乐,互相谈论着如何抬高米价,一本万利的投机发财经,旁边有妓女陪酒唱歌作乐。酒楼外,灾民叫嚷。忍无可忍的灾民终于破窗而入,哄抢粮食。(第二幕)一位妇女为饥饿所迫,失去理智,产生幻觉,竟将她三岁的女儿看成是“小猪崽”,拿起一把菜刀,将孩子赶到幕后(此时灯光转暗),幕后传来了孩子的哭喊声和刀声。灯光再度亮起时,农妇满手鲜血,手捧一个瓦钵子,里面一块血淋淋的肉。目光呆滞的农妇走到台前,这时她从幻觉中醒来,痛不欲生的哭喊道:“小毛毛呀,妈妈怎能吃你的肉呀!从此,我再也看不到你可爱的小脸蛋了。”……这次演出因剧情感人、演员表演声情并茂,观众纷纷把钱币向台上投掷。为了收到更多的捐款,剧组延长了落幕时间,结果募捐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救济捐款,老师到幕前频频向观众致谢。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事变,云乔和同学们都深深敬爱的周老师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正在上海美专读书的云乔闻此凶讯悲愤不已,从此产生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

    云乔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大姐,叫张彩娟,毕业于宁波崇信的女子中学。这位大姐对云乔进步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而大姐的新思想则直接受同乡杨贤江1〕的启发。

    杨贤江是浙江省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他学识渊博、谈吐非凡,是一个“连石头都能教化的人”。他的家和云乔家相隔不远,出于对杨贤江的崇拜,张彩娟经常去聆听贤江大哥教诲,心生对封建意识的批判、反抗之情和对自由民主生活的向往之意,因此,她毅然加入了“CY”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为表心志,她首先将发辫剪掉,这一举动无异于是对封建习俗的宣战,轰动乡里,在当时的社会可谓惊世骇俗,张彩娟走到哪里,都会引起众多好奇的目光,人们窃窃私语、评头论足。贤江大哥得知后,建议她干脆改名为张吾素,即我行我素之意,鼓励她“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

    张彩娟经常给云乔讲一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虽然云乔听得似懂非懂,但言传身教的作用却是潜移默化的。那时,云乔经常爱翻看大姐放在家里的《向导》、《新青年》、《雨丝》之类的读物,虽然不甚理解,可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进步气息却深深地感染了他,使云乔幼小的心灵不自觉中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情结和立志改变山河面貌的雄心壮志。(后来,张彩娟在法国和谷兆芬结婚,1935年由法国回国,29岁因病早亡。云乔的姐夫谷兆芬曾任国民党政府驻非洲马达加斯加的领事,在全国临近解放前夕经常和潘汉年同志联系,1948年通电起义,1949年由香港赴北京人民政府报到,见过周总理,被安排到干校学习,半年后分配到山东任省府参事,1966年文革初期亡故。)

    那个时候,随着沪杭铁路的开通,杭州一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从这里走出去接受新鲜事物。18岁那年,云乔在“四明中学”(崇信中学和浸礼中学合并为“四明中学”)读到高中二年级,偏爱美术的他到上海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西洋画系学习,校长便是画家刘海粟大师。

    在云乔入学第三年的时候,有一次学生们因不满学校的教学方向和学术观点,组织了一次全校集合,校方却以学生闹事为由向法国租界的警长(法国人)巡捕告密,捕房派警长率队前来弹压,几个学生代表上前去讲明原委后,巡捕房表示理解,认为这纯系是学校内部事务,没必要小题大做,他们走一下过场就带队离开了。但有个曾经留法的教授却不甘心,他用法语打电话给法国驻华军队,声称学生中有共产分子扰乱治安。这还了得!不到一个小时,便有数辆军车呼啸而至,大约有一个排的法国非洲籍黑人士兵包围了学校,并把包括张云乔在内的几个学生抓了起来,因云乔当时身材矮小,法军当他是个未成年的小孩,没有将他抓上军车,云乔趁机溜走。

    侥幸逃脱的张云乔,立即跑去向被捕同学钟运勤的父亲报告。钟运勤的父亲是实学通艺馆的老板(专卖教育文具),很有钱。他惊悉儿子被抓,马上和云乔一道去法租界,花大价钱聘请法国很有名的律师迪拜克受理此案。

    在法庭上,法国的大胡子法官和大胡子律师迪拜克用法语对话,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清楚了,法庭以此事是学校内部的事情为由,不予追究,当庭释放了几名被捕学生。气愤至极的学生回校后召集同盟者组织成立了“被迫离校团”脱离上海美专。全校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及部分老师参加了该团,云乔也在其中。离校后的师生们另外开办了一间高等学府,这就是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后经教育部批准改为“新华艺术大学”)。

    注释:

    1〕杨贤江(18951931)。1917年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贤江一生著述丰富,先后编写了《今日世界》、《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纲》等书,还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由于长期为党呕心沥血工作,劳累过度,积劳成疾,193189,因患肾结核医治无效,在日本长崎逝世,年仅37岁。后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被周恩来称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民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