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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2/13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十节  弃影从商  实业报国

    1938年春节刚过,云乔自告奋勇,只身搭粤汉火车先赴广州,沿途打听和考察湘粤公路是否畅通汽车,尤其是粤湘交界的大庾岭、九峰山交通是否困难,得到可靠的把握后,云乔到达香港。好在这时上海道奇汽车总代理负责人费理曼(Mr.Freeman)和助手欧阳福全已经由上海到达香港,云乔当即和他们联系,并发电报给长沙的谷仲廉二哥,让他汇款到道奇汽车公司香港办事处,订购六辆货车、三辆轿车。

    初次闯关就获得成功,使云乔和谷家兄弟信心大增。这时,陶培唐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从杭州千里迢迢到长沙来找张云乔。陶培唐的到来使云乔倍感欣喜。原来陶培唐在百官和云乔分别后,开着破车回到杭州,因怕杭州沦陷后汽车被别人夺取,陶培唐没有将汽车放在鸿飞公司,而是开到杭州郊外的一座破庙。汽车开进庙时,机油箱的底壳被门槛划破,机油漏光了,但陶培唐毫不知晓。不到一月,杭州沦陷,陶培唐开着这辆汽车,行驶十多公里就走不动了,幸好他随身带着单车,陶培唐只好把单车从汽车上拿下来,一路骑着走杭徽公路,七天后才到惠州。陶培唐向鸿飞公司的老板交代了公司的情况后,又继续骑着单车到景德镇,从江西南昌到九江坐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火车到长沙,一路上陶培唐都带着他车牌号为“杭州1717”的单车。

    云乔听罢陶培唐的讲述,对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赞叹不已。

    他们和谷家兄弟经过一番筹划后,于19384月正式成立了长沙“中国汽车贸易公司”,公司在长沙南大路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房前的一块空地上他们还建了一间停车房。

    公司成立不久,云乔第二次去香港进购汽车,为方便工作,他加入了“世界汽车协会”,成为会员,领取到了全世界通用的用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印度文等标注的汽车驾驶执照。在香港,云乔通过电报与住在上海英法租界的父亲和陈东取得联系。陈东和云乔的父亲很快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找到了住在香港“弥敦大酒店”的张云乔。父子俩同住一宿后,云乔的父亲张贞明返回上海。陈东与云乔一起带着购买的汽车回到长沙“中国汽车贸易公司”。

    这样,云乔最亲密的几个伙伴——陈东、陶培唐和顾公益技师也都来长沙共同工作了。公司又聘请了上海来湘的原道奇公司的高级技师吴高连,借此成立了一家完整的(有修理设备的)汽车修理公司,云乔任公司经理,陶培唐、陈东任副经理。

    接下去的近一年时间里,张云乔三次带着汽车司机远赴香港,又采购了五六十辆汽车。

    19381021广州沦陷,由香港到湖南的公路通道中断,云乔便将车辆改由香港海运到越南海防,办理过境税务手续后再经广西镇南关驶入桂林。这样又干了一年多,进口了不少大小车辆。

    应该说在那种战争条件下,云乔的汽车生意还是做得十分红火的,但在长沙的一段时期他本人却没有积累多少钱,因他既无红利可分,也没有想去吃“回扣”,来往账目均由谷家二哥掌管,用谷二哥的话说,“把你当一家人,管吃管住,也就够了。你们从上海逃难到长沙,有生意给你们做,还谈什么酬劳和红利?”幸好,每次去香港进货,云乔都顺便给自己捎带一辆二手车,这点资本大约就是他离开长沙到桂林以后自办企业的原始积累吧。

    1938年底,武汉沦陷前夕,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始往长沙撤离,孙师毅及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不少同志,从汉口包了一条小轮船抵达长沙,云乔叫人把汽车公司腾挪出来供他们办公和暂住。听说三厅撤退时交通工具有困难,他又将一部刚修复的“克雷斯勒”轿车,托孙师毅交给正在长沙水风井指挥政治部人员和物资过境撤退事务的那位杰出的中共领导调度。

    郭沫若著《洪波曲》写道:“11日晚上,孙师毅乘了一部小汽车先走了,同车的有夏衍、池田幸之和于立群,他们是先到桂林去,为三厅布置一切。”文中说的就是这一辆汽车。(这应该是张云乔弃影从商以来为党和国家做的第一桩实事)地下党领导同志特派一名保卫随车护送出长沙市区。

    张云乔和孙师毅相约,车到湘潭过渡以后,在岸边等他们同行。11日下午,张云乔和王遐文驾驶着“373”号牌照的轿车离开长沙,在下摄司过河之后,等孙师毅一干人来会合,直等到深夜,还是不见孙师毅,他只好继续前行十余公里,在中路铺一间小饭店过夜。第二天上午,孙师毅的车和张云乔汽车公司的一辆货车同时到达。只见于立群和池田幸之疲惫不堪,满身尘土,腆着个怀孕的大肚子吃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池田幸之手上抱着个小猫。一问才知他们的车在开出市区南门时,市内已开始纵火,省保安队的残兵败将在路边设卡抢劫车辆,供他们使用,幸亏地下党领导同志早有预见,所派的保卫同志挺身而出,向拦阻的保安队员出示长沙警备部的通行证旗帜,对方仗着人多势众,不买账,硬要车内的人下车让出车辆。保卫同志迫于无奈,迅速拔出驳壳枪对准对方,准备火拼,同时让司机发动开车。匪兵终究被吓退,车辆得以闯过。但一路上车多路挤,无法加速,因此耽误了时间。

    他们到达渡口之时,长沙已笼罩在一片浓烟之中。

  • 2017/01/24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九节  咖啡馆巧遇“田老大”

    一般地说,搞艺术和经商是两码事,艺术家和企业家从思维、性格、气质到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处世为人都有很大的差异,能兼而有之者实属凤毛麟角,而张云乔便是这种为数不多的“双料”人物,他不仅在艺术上是才子,在经商办企业上也属奇才。

    中共领导同志的一席话对苦闷彷徨和举棋不定的张云乔来说,无疑是醍醐灌顶,拨雾见天。是呵,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行行出状元。云乔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决定暂时弃影从商,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社会环境好转了,再回头搞他心爱的电影艺术。打定主意后,他立即电告长沙方面表明心志,并约定日期前往长沙。

    著名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中共领导同志的嘱托对张云乔弃影从商,实业报国的人生选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使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工商业者的行列。

    到了长沙后,云乔的亲戚,时任长沙中国保险公司经理的谷仲廉二哥派车到火车站迎接,并让云乔住在他家。长沙中国银行职工久闻张云乔在上海影剧界的名声,又知是谷经理的亲戚,自然对他礼貌有加,大家端茶递水,争着与之叙谈,所言者皆系家乡余姚口音。云乔一问方知整个银行差不多都是余姚人,这使身在异乡的云乔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对弃影经商的底气也更足了。

    摆谈中云乔得知,谷二哥办了一个“联昌行”,已取得美国道奇汽车公司湖南省的代理权,但战争使航路中断,加之缺乏熟悉经营汽车的专业人员,至今未能开展业务。云乔认为在抗战时期,交通工具十分紧缺,这个时候发展汽车事业是个难得的机会。上海路断,可以由香港进货。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谷二哥,谷二哥亦认为可行,但港粤是否有直通汽车公路,尚为未知之数。云乔想即刻动身打探路径,谷二哥说:“年关已到,不便外出办事,不妨过完年再说。”云乔想想也是,只好暂作等待,过了春节再开展业务。

    利用这段空闲时间,云乔便到长沙市内到处去闲逛,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长沙的“远东电影院”。这间电影院坐落在长沙市中区,楼上楼下都有放映厅,进门处有一间“远东咖啡馆”。那阵子,云乔常去那里喝咖啡。有一天,他突然碰到同来咖啡馆喝咖啡的田汉。好友相逢,田汉习惯性地拥抱了老朋友云乔。交谈中,云乔才知道远东电影院的老板便是田汉的舅舅。二人相约晚上去电影院旁湖南人开的戏园子看湘戏。

    连着几个晚上,云乔都和田汉去看湘戏,戏班的人得知田汉亲临,演得更加认真卖劲,还专挑一些平常少有演的戏目来演。他们很快和戏园的班主混熟了。班主恳请田汉为他们写剧本,作艺术指导。田汉盛情难却,为他们写了几个剧本,现排现演,热炒热卖,深受长沙市民的喜爱。

    一天早晨,云乔听到拉黄包车的人说,徐特立正在长沙公开演讲,云乔去到远东电影院时,恰巧徐特立也正在那里。田汉把云乔介绍给徐特立。几人聊了一会儿后,云乔请徐特立与之在远东电影院门前合影留念(很遗憾,此照在“文革”时被毁。)当晚,云乔专门到长沙基督教的青年会大礼堂,听徐特立演讲“抗日战争系持久战”的内容(并未讲阶级斗争)。听演讲的人非常多,打起了拥堂。通过听徐特立的演讲,云乔对抗日战争的形式和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领悟。

    翌日,云乔去到“远东咖啡馆”的办公室,意外地见到电影《夜半歌声》的女主角胡萍。原来田汉的舅舅得知上海打仗后,胡萍回到长沙老家,正到她从前工作过的咖啡馆来玩,特地来看望她。

    大家见到老朋友胡萍都非常高兴,交谈得十分愉快。这时,楼下的女招待上楼来请胡萍下去看看她昔日的同事们。胡萍红着个脸不好意思下去,大家批评她说:有什么难为情的,一个人干什么工作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罢了,只要是凭劳动吃饭就没什么丢面子的。经云乔他们这么一开导,胡萍终于放下大明星的架子,鼓起勇气下楼去了。

    田汉问云乔有没有兴趣到他老家去看看,云乔说:“好啊,咱们明天就去。”

    第二天,田汉向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借了一部小车,和老三田洪以及田汉的舅舅共四人,前往长沙市长沙县田汉的老家。谁知,汽车开出不足二十公里就没有公路了,一行人只好下车走小路去田汉家。

    云乔问田汉:“到你家有好远?”田汉说:“还有八九十华里……怕了啊?”云乔不服气地说:“怕什么,你比我大十岁都能走,我还不能走吗?”

    几人挽起裤管,翻山越岭,一口气走到中午。云乔远远地看见一户农家外面挂着一块餐馆的小牌子,他们赶紧奔过去,每人吃了三四碗饭。稍事休息,一行人又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天色暗淡下来,云乔不无焦急地问:“要到了吗?”田汉用手一指说:“你看前面那道山坳,旁边有条小溪,沿着小溪走进去就到啦!”

    四人加快步伐,很快穿过山坳。云乔果然看到,小溪尽头处、群山怀抱中坐落着一个村落,感觉就像“世外桃源”。田汉首先带着他们走到他舅舅的家(田汉的外公和他的母亲都住在舅舅家里。)

    湖南农家的堂屋大多是伙房,云乔一进去便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堂屋,但见火炉上用铁链挂着一个炭盆,一个喇叭口的烟囱直通屋外。田汉93岁的外公坐在火炉旁,他指着田汉,用地道的湖南口音说:“你是哪一个啊?”田汉舅舅回答说:“他就是田汉。”

    “噢,你都这么大了,你不是在上海吗?”

    田汉回答外公说,上海不久前被日本人占领了,他现在长沙。

    田汉和云乔他们围着这个老人聊开了。外公说:“我今年93岁了,我们这个地方得天独厚,家里仓库里有吃不完的粮食,满山有烧不完的柴火……”

    田汉的外公十分健谈,他对后生们说:“一个人要想长寿是要积德的。你们多做好事,将来也会长寿。”云乔等人表示谨记在心,向老人家学习。

    第二天,云乔又陪着田汉到他妻子的坟上悼念了一番,田汉在亡妻的坟前还止不住哭了一场。

    云乔在田汉家呆了两天后回到长沙过春节。 

  • 2017/01/1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节  中共领导指点迷津

    张云乔拒绝了“中电”的邀请不久,独资经营的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邀其加盟,云乔考虑到张善琨在上海有帮会背景,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复杂形势下不失为一个避风港,便加入到新华,与之签订了一年的电影美工设计师合约。

    张善琨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很清楚当时电影业的市场趋向——国难当头,抗日意义的爱国主义进步作品最受广大群众欢迎。他投其所好,向“左”倾势力实行“靠拢”策略,投资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片《红羊豪侠传》,请田方主演。接着又拍摄了由欧阳予倩编导的《新桃花扇》。这两部影片都具有反帝反侵略的进步意识。他还派摄影队去内蒙,拍摄傅作义抗日《百灵庙大捷》等新闻纪录片,名利双收。后来他又扩大制片经营,邀请左联方面输送剧本和人才,都得到左联的大力支持。

    云乔加入“新华”之后,先搞过《桃源春梦》和《小孤女》两部小型娱乐性的影片,接着和史东山1〕合作,担任了《狂欢之夜》的美工,又和吴永刚导演合作担任《壮志凌云》的美工。《壮志凌云》是一部优秀的国防影片,以决心保卫家乡为主题,对于掀起全面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新华”又摄制了一部国防影片《青年进行曲》,由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主要演员有施超、张慧灵、顾尔已、胡萍等,主题歌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有意地增加了抗日的内容,歌中唱到: 

    前进,中国的青年!

    挺进,中国的青年!

    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

    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

    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    

    这部《青年进行曲》的影片在“七·七”全国抗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就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首歌曲也很快在全国风行。

    新华影业公司拍得最成功的一部影片当属《夜半歌声》,该片原来的剧本完全是一部简单的恐怖片,经田汉大笔润色后,掺入了革命的内容,再加上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三首主题歌,使之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完整大作,名震全国、久演不衰,这两部片子的美工设计均是张云乔。

    “八·一三”前夕,新华影业公司搬到了法租界亚尔培路。813日,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投入30万人,中国抵抗军队有50个师,90万人,由冯玉祥、蒋介石、顾祝同和张治中先后统率。战斗空前残酷激烈,日军的飞机、大炮不断对上海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我防空部队奋起还击,弹壳、弹片如冰雹一样打得新华公司的摄影场屋顶吭吭作响,摄影组根本无法正常作业,甚至还面临着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形下,新华公司只好宣布暂时停业,疏散职工。

    张云乔在新华公司的这段时间里,还兼职担任了元丰油漆公司以及一间灯饰玻璃装修公司的美术设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购置了一辆小汽车,自己驾驶。此时,张云乔料定上海可能不保,非久留之地,匆忙收拾了一些细软,驾车护送父母、妻儿回到余姚老家暂避。

    为筹措一笔经费到抗战后方图谋发展,云乔决定到杭州把小汽车卖了。

    到了杭州,云乔经陈东介绍,认识了鸿飞汽车运输公司经理陶培唐,和他在银行供职的兄弟陶钜唐。通过陶培唐介绍,云乔把小汽车卖给了抗日部队某师。为避免路上携款遗失,云乔委托陶钜唐帮他把钱汇到余姚老家,自己则和陶培唐商议在武汉会合,共谋发展。

    云乔见鸿飞公司存有一辆久已不用的破车,便出钱买了新轮胎等配件让陶培唐把它修好。陶培唐连夜将这辆破车修好,送云乔经绍兴到达百官,云乔乘火车回到余姚老家,携带前妻和女儿三人去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武汉。

    云乔到汉口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中国银行打探他的姐夫谷兆芬的大哥谷澧馨是否在汉口,得到答复:他是长沙中国银行的副经理,现在常德。二哥谷仲廉在长沙中国保险公司担任经理。云乔通过电话和二哥谷仲廉取得联系,他们表示热烈欢迎云乔去长沙。第二件事就是到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属下的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考察。

    一进厂门,云乔就见到以前工作上的老伙伴史东山。史东山诚恳地建议他到“中制”报到,云乔告诉他说:早在“电通”关闭前,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就派人来邀他加盟,但他追求的是进步电影事业,“道不同不相为谋。”故而断然拒绝了。这次若加盟“中制”岂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言下之意还是不肯当国民党的“大兵”。

    这样,张云乔等于把自己从影的路给断了,因为后方就只有“中电”、“中制”两家制片厂。这真是令人沮丧的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云乔陷入了彷徨和苦闷之中,他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回走,刚走出“中制”的大门,就看见陈波儿站在街口准备打车。陈波儿是云乔在“电通公司”时的同事和邻居,张云乔一家住在楼上,陈波儿和她丈夫任泊生住在楼下,两家人过从甚密。陈波儿热情地招呼云乔一道去见一个人,云乔欣然应允,便与她同雇了一辆马车前往大和街,原日本人走时留下的一间楼房(总政暂住)招待所。

    途中他们互相通报了分别后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云乔言语中流露出了对“中制”没有兴趣想转业另寻出路的打算,陈波儿对他的想法表示理解,并说了些人各有志,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之类的话。接着,陈波儿说她已决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去追求她的梦想,云乔对她的远大抱负和超凡勇气表示钦佩,但他自己当时对党派的兴趣并不浓,对政治的热情也没那么高,所以,当陈波儿问他是否同去时,云乔回答:“以后再说……”

    到了招待所,他们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一位杰出的中共领导同志。这位中共领导同志见是熟人陈波儿来访,便站了起来,陈波儿向这位中共领导同志介绍了张云乔。这位党的领导同志握住张云乔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夏衍对我提起过你,你是电通影业公司的人。今后有什么打算?”云乔说:“本来应该继续搞电影工作,但目前抗战后方,只有‘中制’和‘中电’两间制片厂,在上海之时,‘中电’曾派专人邀我参加,当时我拒绝了,难免得罪了他们,我有顾虑。我在湖南长沙有工商界和金融界的亲友,可能具备转业下海搞工商业的有利条件,我有意向这方面发展,不知是否可行?”这位党的领导同志沉思片刻后说:“你在工商、金融界有较好条件,就向这一方面发展也很好嘛,也同样可以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的。你可以通过孙师毅(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秘书)和我们保持联系。”

    这位中共领导同志的话寓意深刻、弦外有音,张云乔心领神会,纷扰的思绪如雾一般散去,他看到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就这样,张云乔按照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步入了工商界,并接受这位党的领导同志的单线联系,开始了秘密的地下革命工作。 

    注释:

    1〕史东山(19021955),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导演,1922年进入上海影戏公司,1925年编写第一部电影剧本《柳絮》,1937年编导了反映抗日题材的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抗战胜利后,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改编导演了《新儿女英雄传》,获得1951年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中的导演奖。

  • 2017/01/1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电通影业公司被迫关闭

    正当电通影业公司的事业如火如荼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却加紧了对“电通”人的打击和迫害。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务部门(简称“中统”)频频介绍人员进公司,派员入厂卧底,还大搞“鸿门宴”。他们邀请马德建、应云卫、袁牧之、陈波儿、孙师毅、司徒慧敏、许幸之8人到南京开会并设宴招待。宴席上,特务头子徐恩曾作主持人,并致辞:“今天请各位来,是向各位交代一个问题,根据我们最高领导指示,上面接到很多不利于你们电通影业公司的揭发信(用手作状一大沓),说你们的后台是共产党。这点嘛,我们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你们各位都是社会精英,希望以后继续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本,免受异己分子的利用。”

    出席宴会的电通公司代表马上就听出了徐恩曾的“弦外之音”,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家心领神会地相互点点头。自此以后,大家开始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在搞先礼后兵。果然,后来便接连发生了公司人员遭到逮捕迫害的事件。第一个遭逮捕的是王莹,她被特务绑架后被关了两个星期,最后脱险回来。接着,周伯勋被捕,在租界捕房关了一个月,经营救避过了被华界警局的引渡,终于放了回来。田汉、杨翰笙此时前后也被捕,且被送到南京。经组织决定,夏衍暂避日本。

    在种种折腾之下,正常的生产受到干扰,电通公司的第五部影片《街头巷尾》的摄制进度也因此而放慢。这时,制片厂因经济拮据,常常连工资也发不出。然而,全体员工仍咬紧牙关勤勉工作,无怨无悔。

    国民党反动当局趁机使出了杀手锏。在三个月前,电通影业公司向国华银行的贷款受到照顾延期,此事不知怎么被南京方面获悉,他们向国华银行提出,这笔欠款可以由南京中央党部代为偿还。银行方面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收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付出的本息5万元,而将“电通”和银行所订贷款契约文件移交给南京中央党部收存。这样一来,南京中央党部摇身一变,成了电通影业公司的债权人。

    南京的特务头子洞悉了“电通”的经济窘况,感到时机成熟,开始向电通影业公司追讨欠款。公司方面提出可否延期到《街头巷尾》影片摄制完成之后奉还欠款,南京“中统”答复可以考虑,但不久就开来了一辆卡车,来人向马德建经理出示了他当时与国华银行签订的贷款契约,电通公司的员工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特务们将作贷款抵押的录音机和摄影机从车间搬出,装上卡车,扬长而去,员工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同军队缴械,无可奈何。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电影队伍——“电通公司”从1934年初开业到1935年底被迫关闭,出品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部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色彩的有声影片,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毕业歌》、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名扬天下,震彻山河。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等一个都不能少,张云乔同志作为这四部有声影片的美工师,功不可没。

    云乔怀着悲愤和难舍的心情离开了电通公司。“电通”的这段经历不仅使张云乔在上海的演艺界、戏剧界声名鹊起,而且对他进步思想的最终形成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萌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时间生活和工作在一群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间,被熏陶和感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电通影业公司歇业前夕(19359月),国民党南京中央党部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派专员张宗禹到上海电通公司找张云乔,说他受“中电”厂长余仲英之命来聘请云乔参加“中电”,条件是如果云乔加盟“中电”,可以享受公费出国到好莱坞深造,回国后委任“中电”的高级要职,云乔当即拒绝了他的聘请,张宗禹面带愠色,狼狈辞别。料想“中统”特务的黑名单已有张云乔的大名了。

  • 2016/12/2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第一个听到国歌的人

    绘制《血战宝山路》大型壁画的成功和出色完成大型话剧《怒吼吧!中国》的美工设计、制作,使张云乔在上海的文艺圈内小有了名气,那时,他仍然住在应云卫先生家里。

    离应家不远处有个“中外书店”,这个书店二楼二底,沿街有两个大开间的门面,书架上摆满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尤其是国外的政治书籍,引得不少有识之士前来购买翻看。孙师毅也经常光顾中外书店,所看的大多是外文书籍,张云乔的英文水平不及孙师毅,便经常乘机向他请教,二人关系愈加密切。“中外书店”对书市的反映似乎特别快,例如,红军长征刚到达陕北不久,云乔便在书店里看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英文版《西行漫记》原本。书店老板叫明跃武,云南人,明老板当时对文化人士礼仪有加,由于张云乔和应云卫经常光顾书店,久而久之便成了熟人、朋友。

    有一天,张云乔在书店里偶然结识了从云南昆明到上海来发展的聂耳,大家志趣相投、一见如故。明老板经常邀张云乔、聂耳、应云卫等到书店对面的一间名叫“洁尔精”的四川餐馆吃川菜便餐和大头菜之类的云南菜。张云乔原本不知道云南大头菜,经过聂耳特地介绍,也开始吃大头菜了。有一次,聂耳从云南老家给云乔带来一瓶家乡的大头菜,云乔觉得特别可口,也被聂耳的真诚所感动,从此喜欢吃大头菜。至今,张老一吃大头菜便要想起好朋友聂耳,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书店楼上有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明老板也许是出于招揽生意的需要和对艺术的崇拜,有意将房间整理干净,并摆上长条桌椅,热情邀约才子在楼上聚会。聂耳、应云卫、张云乔、戏剧协社的成员便经常相约到这里来约会、叙谈,排演话剧,纵论世事、切磋艺技,把“中外书店”的楼面搞得热闹非凡,明老板的生意自然更加红火。

    聂耳的音乐天赋极高,民族乐器他几乎样样皆能,尤其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那时左翼电影机构已经成立,聂耳系主要成员,十分活跃,深得同仁喜爱,在联华公司摄制的电影中,他还客串角色。有一次他脱光衣服,浑身涂抹起黑色油彩,把个影片中的黑人水兵演得活灵活现……当时的聂耳,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充满了革命激情。1933年,由田汉做入党介绍人,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张云乔和应云卫、袁牧之已加入“电通公司”,这是一个受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电影制片厂,马德建任公司经理,司徒慧敏任制片厂厂长,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阿英等同志在幕后领导创作和题材的选定。从1933年上半年开始成立,摄制了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片《桃李劫》,由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担任男女主角,唐槐秋、张惠通、王遐文等配合演出,吴蔚云摄影,司徒慧敏录音,张云乔任美工,田汉作主题曲《毕业歌》的歌词,聂耳作曲。这部影片揭露了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展现了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挣扎,赢得了极高的评价,票房发生拥挤盛况。随着影片的上映,《毕业歌》也成为当时广为流行的时代歌曲。电通公司打响了走向社会的第一炮!此后,又陆续拍摄了《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影片,由聂耳作曲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皆成为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在筹拍《风云儿女》时,共产党员田汉刚刚写出这部影片的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后就被捕了。

    一天,张云乔在去电通公司上班的路上,孙师毅交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是田汉写在烟盒上的),请他交给电通公司尽快找人谱曲。云乔立即将此条交给了摄影厂主任司徒慧敏,电通公司研究决定,请年仅23岁的乐坛才子聂耳为此歌词谱曲。

    接下来的日子,聂耳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简直进入了一种废寝忘食的境界,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放声高歌、一会儿急促的来回走动,引得房东老太跑上楼来,骂他是“疯子”、“神经病”,聂耳只好一脸无奈地向她道歉。

    两周后的一个清晨,云乔照例提着包走到街口搭乘无轨电车上班,刚上电车,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云乔一看,原来是好友聂耳。他迅速走过去与聂耳并肩坐在了一起,第一句话就问:“《进行曲》谱好了没有?”聂耳兴奋地说:“干了几个通宵终于写出来了,但还没人听过。”云乔急忙说:“快让我听听。”聂耳清了清嗓音,低声哼唱起来,云乔立即被这支曲子雄壮、激昂的旋律打动了。当聂耳哼完最后一句时,他竟忘情地拍起手来,把前后的乘客吓了一跳,云乔说:“聂耳,你谱的这首歌充满了激情,准能流行。”

    的确,那是一个呼唤激情、渴望激情而又要唤醒激情的岁月。

    云乔沉思片刻后,奇怪地问聂耳为什么这首歌曲从头到尾都没有用音符“4”,聂耳回答说:如果用了音符“4”就不够有力了。他还告诉云乔:自己对原词进行了些大胆的改动,把原作的二节合并为一节,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许幸之1〕的提醒下,把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再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刹尾,变成了“前进,前进,前进,进!”

    下了电车,他俩兴冲冲地走进“电通”摄影棚,云乔迫不及待的代表聂耳宣布:“《义勇军进行曲》谱出来了!”在场的人当即抄下简谱,围坐一团试唱起来。这首曲子,倾注了聂耳全部的创作激情,以号角式的音符贯穿全曲,激昂的音调具有震天撼地的号召力量。大家越唱越兴奋,最后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连声叫好。

    后来上海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在灌录唱片的合唱队伍中,张云乔又有幸被选为合唱队员之一,成为第一批高歌的人。唱片在电影上映前提前上市,很快在全国引起空前的轰动,为鼓舞民族士气,争取民族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鼓舞着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发图强。

    谁也不曾料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徐悲鸿大师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之下,一致通过决议: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后来,《义勇军进行曲》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体现了全国各族同胞的共同心愿。

    这是“电通公司”全体员工的荣耀,而张云乔同志有幸成为第一时间听到国歌并第一个高唱国歌的人之一。这件事看似偶然,实则也包含着必然。 

    注释:

    1〕许幸之(19041991),中国电影导演、著名画家、美术评论家、作家,曾留学日本,30年代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为左联发起人之一,被推荐为左联“美联”主席。后从事电影导演、戏剧编导工作,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2016/12/05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怒吼吧!中国

    过去戏剧协社上演的一些大型话剧,如《少奶奶的扇子》、《第二梦》、《威尼斯商人》等等,艺术上固然不错,但于今天的民族危机深重的局面太不相应。最近,上海剧坛寂静,自从南国剧社和艺术剧社等前年遭封杀和禁演后,至今没有大型话剧上演。“一·二八”事件后,中国广大民众深切体会到内忧外患的艰难,他们开始寻找民族的出路,开始探寻心灵困惑的解答,反日情绪普遍高涨,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那些迎合小市民阶层的戏剧和影片。面对民族危机的沉重局面,应云卫亦不甘于为艺术而艺术,他要以戏剧为武器,喊出一声强于一声的不平之言,唤醒民众起而抗之。

    193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铅云低沉,空气中没有一丝风,让人感到异常闷热,大上海十里洋场依然霓虹闪烁,甚嚣尘上。那些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和趾高气扬的外国冒险家,沉湎于欢娱场所,在灯红酒绿中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与此相反,在大片的贫民区,人们却蛰居在斗室窝棚里,过着牛马一样的日子。而这时,日寇的铁蹄已践踏了东北三省,欲壑难填的侵略者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原大地、江南沃土。

    应云卫想着前几天与黄子布(这时夏衍的笔名尚未产生,以黄子布作代号)和孙师毅的一番谈话,心情难以平静,便去找云乔倾诉倾诉。

    来到云乔的小屋,应云卫直截了当地和云乔谈起“戏剧协社”的发展方向。他说,过去戏剧协社上演的一些大型话剧,艺术上固然收获不小,但缺乏时代感,与今天“九·一八”以后的局势不太相适应,他觉得应该排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民众疾苦、振聋发聩的剧本。他又告诉云乔,子布和师毅曾经找过他,希望他能以最快的速度排出一个反映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内容的大型话剧来,赶在8月份国际反战委员会代表来上海召开远东大会时公演。他自己决心配合救亡热潮,希望云乔也能鼎力相助。应云卫的一番话,引起了云乔的共鸣,能够参与一台大型话剧的制作,这正是云乔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当即付诸实际行动。

    两个人经过多方选择,终于在美国《生活》(Life)杂志的剧照和文学介绍中,发现了苏联人赛格·米海洛维奇·铁捷克编的一个大型戏剧《ROAR·CHINA》在美国演出的图片(后译为《怒吼吧!中国》此剧已在纽约的舞台上演,也曾在莫斯科、巴黎、柏林等地演出过。)应云卫设法搞到英文本子,请人译出,剧情描述的是:

    列强的舰艇在万县长江中,耀武扬威。一个美国洋行老板搭小船过江时,为了船费和渔夫争执起来,动手打人。后来,却因身体肥胖失重落水淹死。英国海军舰长借题发挥,大肆敲诈勒索,提出要对两名船夫执行死刑,抵偿一个白人的性命,并要交付巨额白银作为赔偿,并限令一天之内答复,否则就要炮轰城市。中国官方迫于列强淫威,只得屈从。在码头对船夫行刑时,群情激奋,忍无可忍,发生“暴乱”。英国军舰开炮轰击万县城……

    读完剧本,应云卫、张云乔二人喜出望外,这个本子似乎是专门为他们写的。但此剧场面庞大、场景复杂,如军舰船台、从舰艇伸出的大炮以及江边码头等,共计9个分场,5场大景,共需8次换场,布景多、场次多,要在两个小时内完剧,必须缩短换景时间,快速换景。云乔设计了一套小型模型,他和应运卫两人经过几个晚上的研究和反复摆弄,搞出了“暗转”的办法,即将战舰的舰台中间分开制成两个部分,可合拢成整个船体,也可以分开成两个长台,分开后翻过身就是码头外景的台阶。在灯光熄灭的时候,只要有几个人合力把船台翻转,就变成码头边的外景。这样,便解决了这个难题。另外,为了配合“暗转”换景的要求,应云卫向轮船公司暂借了2000元,作为添置三台电流强弱控制器和制作布景的费用。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参加排练的演员达七八十人之多,被绞死的两个码头工人由袁牧之、魏鹤龄扮演,应云卫担任导演兼舞台监督,张云乔负责美工、音响效果和播放序曲。冷波、赵曼娜、严工上、沈潼、张惠通等知名人士都自愿参加演出,任劳任怨,排练时无一人迟到早退。

    正当云乔他们抓紧排练,以期早日公演的时候,突然接到夏衍的通知:远东会议改在9月份举行,公演将推迟一个月。云乔他们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把剧本排演得更加熟练,避免正式公演的时候出岔子。

    远东会议如期举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怒吼吧!中国》赶上这段时间,在上海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公演了。事先,应云卫决定序曲播放一首矿工合唱之歌,而这张唱片的反面是《国际歌》,他嘱咐云乔千万别放错了,以免引起政治上的纠纷。

    公演第二天,田汉等人陪着国际反战委员会的代表马莱爵士、法国左翼作家巴比塞来到剧场。他们的到来,给剧社全体人员以很大的鼓舞。云乔当时从顶楼放映间的窗口看到田汉、阳翰笙、于伶和几个国际友人在楼座前排坐定,非常激动,他想起有位革命导师曾经说过:不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你唱起《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和朋友。他灵机一动,突然用内部电话向后台的应云卫提出建议:幕前序曲是否改播《国际歌》。应云卫略作考虑,就同意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剧场上空突然奏响了高亢的《国际歌》旋律,剧场气氛一下显得庄严而又热烈,马莱爵士等几位贵客脱帽肃立,直到曲终才坐下。这一突发情节产生了特殊的效果,令所有的人都振奋不已,成了演出此剧的点睛之笔。剧场个别观众也有觉得惊异者,不过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

    这场演出,演员们个个都十分投入,大幕落下的时候,扮演码头工人的魏鹤龄突然从绞刑架上一头栽下,半天没有起来,如同休克。正当大家惊惶失措的商量着把他送医院的时候,他却慢慢地睁开眼皮,对大家说:“我没有事。为了表演逼真,我使劲把绞架的绳索往自己的脖子上勒,差一点真的喘不过气来了。”惹得大家一场哄笑。

    观众对此剧的反映异常热烈,公演了六天,盛况空前。后来,戏剧协社被迫解散了,这次的演出也成了剧社的“绝响”,但此剧在中国人民心中所激起的救亡吼声却经久不散。

  • 2016/11/2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挥毫泼墨  以画证史

     世磐公司倒闭后,孑然一身的云乔寄住到了应云卫家的亭子间里。应家在法租界望志路104号,这是一间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在党的“一大”会址隔邻的第一个石库门内。

    应云卫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戏剧导演之一,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云乔在新华艺专念书时应云卫便经常到学校来指导学生演话剧,由此与云乔相识,加之他们是同乡,先生便对这个颇有才气的小兄弟格外关照。应云卫当时在“华北航业公司”(轮船)任业务经理,但他对戏剧的热情和投入使得本职工作倒成了副业。应云卫热情好客,与戏剧界、电影界、新闻界的朋友往来频繁,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大家各抒己见、痛陈是非、交流技艺,气氛十分热烈。碰到开饭的时候,大家随便入席,吃完出门时,有的朋友还诙谐地高叫一声“小账惠过”,大笑而去。袁牧之、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孙师毅、欧阳山尊、王遐文、王莹等均是他家常客。这样的环境极大地提高了云乔的交友层次和交际范围。云乔经常参与他们讨论戏剧理论,获益匪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云乔对当时的“左翼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并荣幸地加入了“戏剧协社”。

    一天,来客中一个叫徐心芹的朋友,不经意间谈到十九路军将领淞沪卫戍司令戴戟,因修建“一·二八纪念馆”需征集有关抗日战争的大型油画一事。云乔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他问明详情后,马上四处去收集有关此次战役的资料、图片,走访知情人士,并着手构思和创作小样。挥毫之际,那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场面又浮现在青年云乔的眼前:

    1932128深夜,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向当时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突然发起袭击,十九路军将士毫不畏惧,英勇迎战予以痛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上海宝山路一带硝烟滚滚、弹片横飞,敌机不断投下燃烧弹,周围的建筑物包括民房在内都笼罩在火光和浓烟中,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燃起熊熊烈火。我十九路军全体指战员沉着应战,以集束手榴弹掷向敌军铁甲车,炸毁敌军车两辆;右边有一小分队,跃出掩体与敌人肉搏。十九路军英勇奋战,击退了敌军的几次反扑,打得日寇太阳旗坠地、狼狈溃逃……十九路军以3万兵力、劣质装备和血肉之躯与凭借飞机、大炮、铁甲车等优良装备的敌人10万大军浴血奋战,取得巨大胜利,轰动了全世界!

    云乔的构图,把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作为战役的焦点展现在世人面前,使创作主题一下子升华到顶点。这不是信手拈来的巧合,而是张云乔深刻思想和独到见解的形象体现。“一·二八”战役中有吴淞湾激战,有庙行浴血等战事,云乔却偏偏选择了宝山路的巷战,原因是他深知: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侵略是终极侵略。东方图书馆当时是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内藏有宋版、明版及乾隆时期编写的《四库全书》等中外图书,其中有不少是无价的古籍孤本。日寇轰炸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就是企图遏阻中华文明的传承,毁灭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把中国人变得愚昧无知进而加以同化,其用心何其毒也!这一深刻见解被日军敌酋盐泽幸一扬言所证实:“毁了闸北一条街,一年半载之后,中国人仍有能力恢复。只有把这印书馆和图书馆焚毁,中国人就不能恢复了!”另外,云乔选点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理由,这就是云乔有一童年同村好友张鼎炎,是商务印刷厂的工友,也是当时工人纠察队队员,他曾悄悄对云乔讲过,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总部就在东方图书馆,领导人叫周恩来。周恩来与陈云同志都曾在此主持过革命工作……张云乔把此事深埋心底,他认为这里就是中国革命的光明和未来的希望。

    云乔把小样及说明书送到十九路军纪念堂后,很快就得到一致通过,戴戟将军指派警备司令部高级将领徐义衡参谋长与云乔具体联系绘画事宜。

    对云乔来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日子,他每天早出晚归搭乘徐义衡的小车,由市区出发到几公里以外的龙华镇工作。云乔用粗质棉布16幅拼凑成长幅画布,制成油画底布,绷紧在木架上,并特制了一架流动轮梯,下面由一位工友推动,调整位置。云乔站在滑动的轮梯上,挥毫泼墨,把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抵御外侮的精神和气概倾注笔端,在偌大的画布上,兴致淋漓地挥洒爱国热情。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劳作,一幅高5.3 、 长13.3、面积为70平方米的巨幅壁画终于完成,画名题为《“一·二八”上海闸北保卫战》(后更名为《血战宝山路》)军方决定将它作为“一·二八纪念堂”的主体壁画展出,设置在纪念堂的正门入口处。

    纪念堂揭幕之日,仪式简单而热烈,各界人士应邀莅临参观。由于国民党的妥协,与日寇签订了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开馆仪式只能低调处理,新闻记者事先被告诫不得大肆宣扬。虽然“一·二八纪念堂”前面的“抗战”二字被有意隐晦了,但应邀参观的各界人士仍被《“一·二八”上海闸北保卫战》壁画的鲜明主题、惨烈场面和爱国热情深深震撼。云乔的老师刘海粟看后拉着他的手说:“我过去在学校里曾经对你们说过,艺术是高洁的,以唯美为主要宗旨,没有必要和政治发生关系,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现在看来,国难当头,艺术应该为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存亡而奋斗。你做得对!”

    可惜,这座纪念堂存在不到半年,蒋介石急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剿共,十九路军到福州后拒绝剿共,请缨抗日,被蒋军包围消灭,这间纪念堂连同张云乔这幅画也随之销声匿迹了。但是,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却永远不会在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心中消亡。

    注释:

    1〕应云卫(19041967),浙江慈溪人,中国话剧活动家和话剧、电影导演。他一生钟爱电影艺术,不仅熟悉戏剧、电影,而且对各大剧种无一不精通。20世纪30年代在共产党电影小组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工作,执导了话剧《怒吼吧!中国》、导演《桃李劫》、《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数十部进步电影、话剧,历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理事和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上海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顾问等职。

    2〕洪深(18941955)中国话剧电影导演,剧作家,戏剧理论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奠基人之一。

    3〕欧阳山尊,1914年生人。原名欧阳寿,生于湖南浏阳。幼年过继给伯父欧阳予倩,并开始受到戏剧的熏陶,学生时代积极参加戏剧活动。参加过影片《天涯歌女》的拍摄。“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左翼演戏运动。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翌年到延安,以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转战晋察冀过程中,他曾导演过10余部反映敌后斗争的戏,并受到毛主席的书信表扬。从北京人艺建院到1978年,他一直任副院长兼副总导演。期间,他曾导演过《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国瑞》等十余部大戏。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还应邀到人艺导演了《巴黎人》、《末班车上黄昏恋》。此外,他还为许多剧团导过戏,并执导过电影《透过云层的霞光》和电视剧《燃烧的心》。他的导演风格气势磅礴,感情浓烈,节奏鲜明,富于时代精神。


    4〕王莹(19131974),中国电影女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192810月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曾四次被捕。1934年去日本留学,1935回国,参加夏衍编剧的《自由神》演出。1939年任新中国剧社副团长兼主要演员。根据周恩来指示,和金山带领剧社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为抗战募捐演出,在陈嘉庚协助下购买药品,支持抗日。1942年由重庆去美国,周恩来单独接见她并叮嘱她不断求艺,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她组织在美国的中国文艺工作者演出抗战戏剧。1943年应美国政府邀请,用纯正英语在白宫表演话剧《元配》、《到敌人后方去》、《放下你的鞭子》、《义勇军进行曲》。演出结束后,王莹与罗斯福总统合影留念。这次表演多年后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在白宫演出的中国演员”。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回到北京,并受到董必武副主席接见,  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1974年不幸含冤死于狱中。1979年文化部正式为王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