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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3/2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研制烟机  引发风波

    且说云乔诸君正搞市场调查的时候,技工大师朱水槐却整天和那台小型卷烟机打得火热。朱水槐从小喜欢机械,在杭州织绸厂时便是高级技工,他对机械的敏感性和具有的机械技术非一般人所能及,但这台未曾一见的卷烟机还是让他绞尽脑汁,好在他特别喜欢玩弄机械,越是不懂的玩意儿越觉得刺激,钻研起来可以不思茶饭。

    接受任务下来,朱水槐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昼夜不分、日月不明,他像一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要把这台小型卷烟机的毛病一一查找出来,加以修复和完善。

    朱水槐果真厉害,在技师章国成配合下,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苦战,终于把“鸡肠子”的诸多原因全部找出来了:首先是卷烟纸的问题。小型卷烟机对卷纸的要求非常严格,盘状的卷烟纸才能上机,而当时市面上只有一张张的“宝鸭牌”平面卷烟纸,平面卷烟纸先要经过技术高超的技工手工裁切(因为卷烟纸质地松软,不能用切纸机来切割)成条之后,再由女工仔细粘接盘成圆盘后才能上机。

    其次是直角传动齿轮的问题。由于两个齿轮的齿距不成比例,卷了一百多米后就会出现“鸡肠子”。机械师章国成精确地绘出图纸,拿到别的机械厂去定做了两个(一对)子母齿轮,装上去以后果然奏效。

    第三是烟丝的干湿度问题。过分干燥的烟丝容易折断,而较湿的烟丝又过不去,机械师徐运善(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多次改进切丝机器及烘烤滚筒设备,使烟丝含水量能适合于机器生产的标准。

    最后的问题是,如何把烟的牌子标记打印在烟支上。大家研讨后认为,需要在卷烟机上安装一个钢印,但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工作,中一厂(即:中一机械厂)却没有条件完成。还是陈东的思维活跃,他眉头一皱,竟跑到造币厂去找来了一个专做硬币钢模的老师傅,老师傅技术精湛,做出来的效果比想象的还好。

    小型卷烟机原是手摇的,每分钟大约可产200300支烟,朱水槐、章国成他们顺理成章地将它改造成了电动的,这一改变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却是机械化向电动化的飞跃,电动的小型卷烟机每分钟可产400500支卷烟,其工作效率比手摇式的提高了一倍多,而比手工操作则提高了数十倍。这个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它凝结着中一厂的管理者和几个技工大师的智慧和心血。(当时桂林市的电力供应不足,中一厂用一个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带动全厂的机械。)

    为了尽快制造出小型卷烟机,中一厂又添置了一批高级工作母机,一台万能铣床,一台牛头刨床,落地钻床,磨床以及精密仪器等配套设施。技师们又绘制了机械图纸并制作出木模,据此投入小型卷烟机的批量生产。

    不知怎的,中一厂要制造卷烟机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桂林城的烟草行业。正当他们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一场暴动却在悄然酝酿。个别不怀好意的人在烟草企业的职工中造谣煽动,说中一厂造出卷烟机以后,要断绝手工卷烟操作,抢夺卷烟工人的饭碗,让他们喝西北风。

    这还了得,在少数人煽动下,不明真相的工人群情激奋,企图彻底砸烂中一厂的机械,迫使中一厂倒闭。

    云乔得知此事后,马上召集几个核心人物研究应急之策,他一方面要求中一厂职工将大门紧锁,警惕保卫,一方面通告有关政府部门,要求保护,同时马上找到几个在烟草界有声望的朋友,请他们出面劝说。

    “城区合作社”的老板孙序九闻讯赶到中一厂,和云乔一道风风火火地去到起哄的人群中,孙序九向他们解释说:“中一厂生产的卷烟机器产品将供应我们全行业使用,改变我们手工业户的落后生产方式,这对我们是有利无害的,你们不要听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胡说八道……”

    张云乔也在现场作保,小型卷烟机生产出来后首先供给他们。

    大伙见两位有头有面的人物都这样讲,也就作罢了。

    “警报”解除后,云乔回到中一厂叫职工们照常工作。

  • 2017/03/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市场调查  倍添信心

    后来,云乔召集陶培唐、陶钜唐及陈东商谈,就制造小型卷烟机项目一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陈东首先发言,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陶氏兄弟也认为这个项目市场潜力大,但需要增加较大的投入,建议要慎重,其余的人也表示赞同。大家分析认为,卷烟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抽烟的人还是越来越多,这说明吸烟的坏处尚不足以战胜人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说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诚如黑格尔所言:“凡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人们要完全戒掉吸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云乔最后说:“我们生产卷烟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卷烟质量,支援抗战。但这件事对我们厂来说是一件大事,有必要搞一次深入的市场调查。”他还讲了自己初涉商海时投资世磐有声电影器材公司,因为意气用事,没有对投资项目进行细致的分析调查,招致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凡事都不能凭一时冲动,尤其是投资上项目,宁肯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必须把市场调查做细做实,“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基础工作不做好,盲目地一哄而上,这是机会主义,一旦决策失误,可能万劫不复。大家很赞同云乔的观点,建议集中一段时间,分头去做市场调查。

    离中一机械厂两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城区合作社”的卷烟厂,这个厂有百十号人,生产规模在桂林算大的。工厂的员工绝大部分都是从安徽的皖北沦陷区逃难过来的,平时中一机械厂的人不大注意到他们,云乔经常教育这些自恃清高的员工:“不要把这些难民看成二等公民,他们不是来讨口要饭的。”还说:“什么是难民,我理解的难民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在日本人手下也能干活,但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才背井离乡来到抗战后方,为了生存,也为了支援抗战才这样拼命地做工,我们应该对他们友好和尊重。”云乔教诲员工:“爱家乡和爱国其实是一样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思想品质。这个国家地大物博、国富民强你就爱,相反,这个国家穷山恶水、国弱民贫你就不爱了吗?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爱国和爱家乡的实质是爱自己出生地的那些山水、人文、风俗,爱那些一脉相承的文化、同祖同宗的先人和朋友……”

    在云乔的言传身教之下,歧视渐渐消除,两个厂的员工关系也开始融洽起来。

    城区合作社的老板叫孙序九,因与云乔是同乡,两人自然交上了朋友。这天,云乔徒步去找孙序九了解烟厂的情况。

    一进门,孙序九便满脸笑容地握着云乔的手说:“张经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云乔说:“我们是邻居嘛,随便过来走走。”

    孙老板连忙叫人沏茶。客套过后,云乔把话题引到了烟草上来。

    说到自己熟悉的行业,孙老板侃侃而谈,他告诉云乔,目前桂林市面上的卷烟有高低两个档次:高档烟是来自上海和香港的品牌,多数是通过沦陷区走私进口到桂林,由于来货稀少故而价格昂贵;低档货都是本地生产的手工卷烟,这种卷烟质量粗劣但市场需求量特大。

    云乔经过书本的考据,也向孙序九介绍了烟草传入中国的途径,云乔说:一般人认为有三个,一个是自日本入朝鲜再入辽东,有钱保汾咏《高丽烟》的词为证:“白约岗浓,绿江沙净,无端孕出有情枝叶。”这里的白约指的是长白山,而绿江指的是鸭绿江;二是自南洋入澳门入广东,这个是根据《玉塘荟记》记载:“烟酒古不经风,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中始也。”三是:自吕宋(今菲律宾)入台湾,入福建。方以智《物理小识》:淡芭菇烟草,万历末携至漳泉(今福建漳州、泉州)者,马氏造之曰淡白果(音);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此物(烟草)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闵,广之间,自后吴、楚皆种植之也。清《台湾府志》:淡芭菰冬种春收,晒而切之,以筒烧吸,能醉人,明季漳人自湾地取种回,今名为烟。清人陆耀所著《烟谱》,是烟草方面较有影响的早期著作之一,书曰:烟草处处有之,其出来自吕宋国,名淡芭菰,明季入中土。……

    云乔侃侃而谈,孙老板非常惊讶,他没想到这个做汽车生意的老板,对烟草方面的事竟也知道得这样多。他也坦率地向云乔交流他从事卷烟业的实践经验,两人谈得很是投机。接着,云乔提出到他的工厂去参观参观,孙老板表示欢迎,起身带路,并逐一给云乔讲解、介绍。

    走进城区合作社的手工卷烟工场,云乔感觉像走进了垃圾堆一样,工场十分脏乱,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地方还散发出熏人的恶臭。生产工具也非常原始,刨烟丝的工具是些大把的木制刨刀,卷烟的工具则是些土里土气的木箱,使人联想到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所谓的企业管理就更粗放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工厂,卷烟产量却相当庞大,而且市面上供不应求。由此可以推断卷烟行业大有文章可做,只要稍微改良一下生产方式,甚至改进一些生产工艺,效益就会大不相同,如果能够实现卷烟生产的机械化,那无疑是“鸟枪换炮”了。

    从城区合作社考察回来,云乔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觉,但第二天一早他又按时起床,去拜访广西数一数二的烟行老板陈怀仁、陈怀义兄弟俩。

    陈氏兄弟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云乔讲解了中国人抽烟的历史,从满清末年讲到他们在外国租界开卷烟店的个人经历,讲到现在而今眼目下。

    在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烟业公司当属英美人开办的B.A.T即“英美烟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大英牌”、“强盗牌”、“哈德门牌”等香烟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烟业市场,时下上流社会风行的最高级的香烟“茄力克”就是这个公司生产的,可想而知,“英美烟公司”赚了中国人多少钱。据说,他们可以控制蒋介石的财政部,老蒋手头紧的时候便找“英美烟公司”借钱。“英美烟公司”一般都有求必应,同时“英美烟公司”承包了烟税,所以,“英美烟公司”的烟税比别的烟草公司都低,南京蒋政府和“英美烟公司”真是“互惠互利”,狼狈为奸,吸尽了中国烟民的民脂民膏。

    还有一家大的烟草公司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个公司是由华侨资本办起来的,总部在香港,后来在上海也搞起了分厂。“五卅惨案”激起国人抵制英美货,“英美烟公司”一下子从顶峰跌倒深谷,而中国人开办的“华成卷烟公司”也在此时借东风,一跃成为全国烟草行业的龙头,大发横财,特别是它生产的“美丽牌”香烟更是风靡全国,畅销不衰。

    “美丽牌”香烟的外包装特别有意思,烟盒上印的是上海有名的京剧演员吕美玉的美人头像,秀色可餐,看到烟盒就能激发人的消费欲,更有趣的是,吕美玉状告“华成卷烟公司”未经她本人许可,擅自将她的肖像作商业用途,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名誉权等。此案的诉讼经媒体热炒成为轰动上海滩的特大新闻,也给“华成公司”作了广告,最后结果是吕美玉和“华成公司”分享红利,皆大欢喜,出名的更出名,赚钱的更赚钱。后来,还有几个烟厂在国内也渐有名气,主要是“福星烟厂”和“大东南厂”等。

    陈氏兄弟说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张云乔也听得耳热,但感觉扯远了一些,他把话锋一转,问陈氏兄弟桂林烟业的情况,陈怀仁说:“桂林的烟草行业比起上海来差得太远了,简直是天上人间。”陈怀仁说:“抗战前桂林就有烟厂,‘八·一三’事变后陆续迁来和新办了许多作坊式的工厂,现在大约有三四十家吧,从业人员倒不少,估计有四千多,基本上都是皖南的难民。因为都是手工操作,需要的人手就多,成本也较高,而出品又粗劣,根本不能和沦陷区的外来卷烟竞争市场。”

    “为什么本地烟厂不用机器来生产呢?”云乔试探性的发问。

    “大约是没有那样的人才吧。即便有,恐怕也没有那么多资金。”陈怀仁感叹说:“兵荒马乱的,谁想得到那么多哟。”

    云乔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与陈氏兄弟告辞后,驱车回到寓所。

    接下去的几天,云乔又走访了几个作坊式的卷烟厂,对制造小型卷烟机一事心中越发有数了。

    回到“中一机械厂”,云乔召集有关人员汇总情况,并研究此后动向。陶氏兄弟和陈东等人分别汇报了市场调查情况并谈了各自的想法。英雄所见略同,大家一致认为机不可失,制造小型卷烟机的项目应尽快上马。

    云乔把大家的调查意见综合起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论证,最后,安排技术人员拟出方案,尽快组织上马。

  • 2017/03/1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小型烟机触发灵感

    受战争的影响,市场上的油料出现紧缺,除军用车辆的用油勉强可以保证外,其他民用和商用的汽车要么改成木炭汽车,要么就停开了。“中一机械厂”主营的改装木炭车行当一度兴旺,常有来改装的车辆进进出出,但云乔心里清楚,木炭车车体笨重,污染又凶,马力也不行,不是什么先进之物,早晚会被淘汰。

    果然,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国内又开发出一些石油,市面上的汽油逐渐增多,而来“中一机械厂”要求改装木炭车的汽车车主则越来越少,工厂效益每况愈下。正当云乔一班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余姚同乡从上海沦陷区来桂林,随身还带着一台小型卷烟机拆散的零部件。这位姓周的老乡向云乔哭诉了在日本铁蹄下上海民众的悲苦生活,深感当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意欲到香港去寻找出路,顺便带一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帮沙克”卷烟机,原打算到香港后作营生之用,无奈时局动荡,路途险恶,他想轻装上阵,问云乔有没有人要……云乔一时语塞,答应考虑考虑。

    其实,制造卷烟机的念头云乔不是没有动过,因为当时抗战后方的卷烟行业兴旺,烟民特别多,成年男子中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吸烟,和他交往密切的影剧界的朋友大多数都是铁杆“烟民”,他们把吸烟看得像吃饭一样重要,所以,他对开发卷烟机的市场潜力还是有感觉的,只是因为他自己从小就加入了终生不吸烟的“节制会”,意识中似乎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念头,故而没有过多地去思考和关注。如今,这位同乡又勾起他这份心事,此时此刻还真让他有些踌躇。

    这时,陈东从外面办差回来,一眼就看到放在厂门外的小型卷烟机散件,立即想到这玩意儿有意思,得知原委后,他把云乔招呼出来,激动地对他建议说:“卷烟是个大事业,很有前途,见效又快,我们不妨把它买下来,在这方面谋求发展。”

    云乔听罢,觉得言之有理,当场就把这台小型卷烟机买了下来,并请教这位老乡机器的组装和操作方法。陈东招来几个伙计连机器带板车一同拖进中一厂的车间卸下,云乔吩咐机械技术员章国成尽快把卷烟机组装起来。

    章国成喊了几个学徒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小型卷烟机组装出来,但仔细一检查,却缺少些小零件,他们到车间去寻找替代品,工作了几天才弄好。云乔见到章国成就问:“装好了没有?”章国成说:“装是装好了,不晓得能不能卷成香烟?”

    云乔差人去找了十几斤烟丝,又招呼陶培唐、陈东及几个机械师一起到车间去试车。可试了几天仍然卷不出像样的烟支,烟丝经过机器的卷接出来后,不是中途折断就是破皮,大家形象地把这样的烟支称为破肚的“鸡肠子”。这些“鸡肠子”很快堆满几个大纸箱,烟丝也用完了,伙计们又一根根地去拆散,把烟丝重新装起来,留作继续试验。从杭州丝绸厂过来的高级机械技工朱水槐终于憋不住了,自告奋勇地说由他来负责调试。

    云乔把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实给了他,心里暗想:如果技工大师朱水槐都搞不出来,桂林城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 2017/03/0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与夏公赴香港  为革命转巨款

    为配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党中央指示因广州沦陷迁往桂林的《救亡日报》抓紧在桂林复刊,扩大发行,并任命夏衍同志为《救亡日报》总编辑。地下党领导同志嘱咐夏衍去香港与廖承志联系,接受华侨捐款。恰巧张云乔也要到香港购车,两人正好结伴而行。1938124日,夏衍将《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务托付给林林、华嘉、尔华等同志全权处理,并委托孙师毅帮助写些专论文章。一切安排就绪后,夏公乘坐由张云乔驾驶的“373”牌号的小汽车开往广州湾(今湛江),然后搭海轮赴香港与廖承志相见。

    为了争取当天能到湛江,车子开得很快。由于路面坑洼不平,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云乔感到车身有些倾斜,下车检查发现后轮钢板断裂,云乔打开车门,从汽车里拿出工具箱自行修理起来。他先用千斤顶升起车身,用几张旧报纸铺在车底的碎石公路上,敏捷地爬进去,仰卧在车底将断裂处用铁丝捆好,使车身略显平衡。没想到就在车子准备重新启动的时候,路边突然闪出一个老年农妇,拦在前面不让车子前进,口中念念有词,云乔只听清楚她说:“天已不早,我老人家要回家煮饭了。”云乔不解其意,以为与己无关,正要发动汽车的时候,夏衍却把他拦住,并告诉他说,刚才倒车的时候,碰坏了路边土墙的一角,想必是这位老妇的家,现在老人家一定是想让我们赔偿损失。经夏衍这么一提醒,云乔才回过神来,他立即下车,掏出几块钱递给那个老妇人,并连声说:“对不起。”老妇人也高高兴兴地拿了钱,称谢走了。这个细节使张云乔对夏公更生敬意,自愧弗如!

    当晚9时,云乔二人抵达湛江,再乘坐一艘旧货轮于深夜到达香港。云乔知道夏衍此次有任务,不便与自己同行,到香港后就与夏衍分手了。没过几天,夏衍顺利解决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经费问题,云乔也买到了一辆别克轿车,二人分头回到桂林。

    夏公搭郑应时的车返桂。离桂期间,《救亡日报》在林林同志和华嘉、尔华等同志主持之下,已经出版20余期,并且由于孙师毅发表的一篇时事论文中预言汪精卫离渝赴滇,意在分裂得以验证而一炮打响,报纸初露锋芒。夏公听说后非常高兴,当晚,报社同仁在南强酒家聚餐,为夏公一行接风洗尘,同时庆贺夏公40岁生日。刚满30岁的云乔应邀出席。

    此后,孙师毅奉党之命去了重庆。张云乔在桂林与孙师毅频繁地通过信函联系,因云乔与桂林航空公司的站长郑达善关系甚好,(当时郑达善由重庆调往桂林担任站长,因民航公司无法解决他的住宿问题,云乔便让出汽车公司新建楼房的二楼三间,供他们一家四口居住。)往来信件多用班机捎带。孙师毅办事精细,建议来往信件通通编号,以防遗失。这些信件中有许多是党的指示,更多的是鹿地亘给孙师毅的资料(敌军广播实录和地方电讯密件等),还有孙师毅带来给夏衍和李克农同志的信件。实际上,党组织需要张云乔做的事都是通过孙师毅周转的,他们之间可谓三点一线,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对敌斗争策略,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的具体运用。

    这段时间,张云乔曾经要求入党,但孙师毅向他明确转达了党组织的指示:“不一定要入党,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言下之意是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出现更适合执行特殊任务,可以为党做许多党内人士做不到的工作。张云乔记住了这番话,继续默默地在敌后为党工作。

    香港沦陷后,孙师毅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捎给张云乔一张由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名单(约有200多人),要云乔按名单每人发给50元,为他们解决临时生活补助。这笔款的来源对外说是重庆戏剧界同仁义演筹得,但实际上是党组织拨付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按照中共与桂系军阀白崇禧达成的协议,共产党可以在桂林设立办事处,但办事处不得向延安转送物资、资金和人员,也不准在广西发展党员。一时间,党向广西及桂林的地下党拨发活动经费就成了难题。于是,党组织指示孙师毅,通过银行给“一中制烟厂”汇入两笔巨款,每笔为10万现大洋。为了向广西省地方当局保密,此款就不经过李克农同志公开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由重庆中国银行汇到桂林给张云乔,云乔则凭暗号交付桂林的取款人。   

    党的领导人为此事曾经亲笔写过两封密件通知孙师毅,密件的上款称呼是“韩兄”(当时孙师毅的代号“韩丁”),落款是“羊羽子”。

     中共领导写给孙师毅的亲笔信。信中的“云兄”即张云乔

     “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希即准备十数,弟于23号再送十数,以便能按时汇出,并请预告云兄一声,以免去人询及时,彼会茫然无所知也。刻安!

    弟羊羽子上。

    一月二十日。”

    第二封信函是:

    “韩兄:前事因一时周转不及,故未如约送上,明晚当带来,谅不致误前途行期也。刻安!

    弟羊羽子上。

    一月二十四日。”

     


    那时的“十数”绝不是个小数,而是法币十万元,非工商业的文化人去做实为不妥,张云乔的工商界人士身份正好从事这类地下工作。当时,云乔严守纪律,绝对不向收款人探询姓名和其他枝节,直到解放以后,云乔在广州偶然遇到一位同志说认识他,在抗战时期曾去他公司取走过20万元巨款,说这笔款是党拨给广西地下党组织的。由于“中一机械厂”和后来的“一中制烟厂”都为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筹集和输送过经费,当时李克农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戏称它们为“小金库”。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广西工商界的重要人士张云乔发展为“特别秘密的共产党员,只与李克农个别联系,不参加在单位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1 

    (这两封中共领导同志的亲笔信原件在孙师毅身故后,由张云乔的女儿张丽敏保管,夏衍在《羊城晚报》发表《记者生涯的回忆》一文的最后“补遗和更正”一稿时,夏衍向张丽敏要了原件交给《羊城晚报》发表,成为张云乔老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铁证。) 

    注释:

    1〕见开诚编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221~222.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6月出版。

  • 2017/02/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章    桂林办厂    与烟结缘

    第一节  桂林立足  支援《救亡日报》

    长沙大火以后,张云乔便和谷二哥分道扬镳了,谷二哥的前“联昌行”由长沙撤退到衡阳,而张云乔、孙师毅等一班人马走走停停,经祁阳、冷水滩、全州等公路渡口,于1118日才到达抗日名城——广西桂林。

    经孙师毅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联系,张云乔住到了桂林南门外环路21号一处环境清幽的院子里,这儿距八路军办事处较远。李克农在这里也有一个小房间,晚间在此住宿。

    落实住处后,张云乔便驾着“373”汽车与司机高金林一道去湖南沅陵把妻子潘云娟和小女张丽敏接到了桂林,还顺便在沅陵购回了一辆破旧的“四缸福特”小车。张丽敏经常到李克农的住处去玩耍,还称呼李克农为“眼镜叔叔”,而“眼镜叔叔”对这个充满朝气的小姑娘也十分喜欢。

    云乔一家三口在榕荫路安顿下来以后,云乔盘点了一下撤到桂林的家当:仅有一辆卡车、两辆小车和一些维修汽车的工具。但陶培唐、陈东、胡高连、顾公益和朱水槐等几个技工大师以及杭州沦陷后赶过来的陶钜唐等人才却是无价之宝。他相信,有了这帮人,有可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原理。      

    为筹措经费继续经营汽车贸易,云乔给远在余姚老家的父亲张贞明写信,让他把家中妻子收藏的一些金银首饰取出来,并筹措一笔现金带到香港与他碰头。原来在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兵分数路,猛攻杭州,国军顽强抵抗,但终不敌溃败。杭州一带已人心惶惶,云乔怕家中财产有失,曾经叫父亲把他俩的一些金银首饰等值钱之物藏于一个瓦罐内,埋在自家果园里。见儿子来电急需支援,父亲连想都没想就把瓦罐挖出来,在上海把金银首饰全变卖了,将现款汇到香港。

    云乔得到现款,马上买了一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从香港海运到越南海防,再由镇南关入关到达广西桂林充作公司资产。陶培唐也从杭州“鸿飞公司”原老板那里带来了部分汽车配件,充作在桂林经营的资产。

    几番张罗后,1939年底“中国汽车贸易公司”的招牌就在桂林南环路23号挂起来了。起初,他们一面继续作少量的汽车进口生意,一面大力开展汽车维修业务。由于技术精湛、服务周到,全力开展汽车的装配及维修工作,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后来公司停止了经营贸易,全力以赴开展汽车的装配及维修业务。  

    由于敌人的封锁,市面上的汽油已日渐稀少,市上盛传“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陶培唐和张云乔接受长沙中国银行订购合约,由陶只身一人通过沦陷区赴上海,替长沙中国银行购买汽油,并给《救亡日报》捎带一台印刷机。

    陶培唐因路途劳顿,回到余姚老家时得胃溃疡而大出血,因病不能工作。云乔得知后,将汽车厂事务交给陶钜唐和吴高连师傅全权打理,带上陈东赶往余姚。他们首先去看望卧病在床的陶培唐,看见他病情稳定且已经好转后,二人才宽下心来。云乔问陶培唐:“事情办得如何?”陶培唐说:“已经在上海买了足够的汽油和一辆二手卡车、一台给《救亡日报》的印刷机,交运输公司承运,你们只要到江西的鹰潭等候收货便是。”

    云乔的父亲把陶培唐接到长河镇自己家里养病,二老悉心照料。云乔和陈东二人则赶到鹰潭提货,将送给《救亡日报》的一台印刷机由火车托运到桂林,交给了报社使用。但由于经手购买者不懂行,买来的是脚踏圆盘机,不适合于报馆使用。云乔知道此事后,急忙又给报社调拨资金,重新买了一台被火烧过的四开平版旧印刷机,经过修整后使用。

    《救亡日报》报社办公和食宿总部设在太平路12号, 为方便发行,报社在桂东路设了一间发行点,报纸交由“三户”印刷所承印。在夏公的表率之下,全体同仁精诚合作、无私奉献,大家十分体谅报社的经济困难,除食宿之外,都不领取工资。由于报纸的时间性很强,大家经常没日没夜地紧张工作,但却毫无怨言,且充满了一种投身于伟大事业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就连报社的临时工和搞勤杂的小孩都深受感染。

    有一个叫阿华的12岁孩子,大家都称呼他为“细佬”(粤语即弟弟)这个孩子是同志们从广州撤退时路上捡来的孤儿,他在报社除了干勤杂工作之外,每天还要从市区办事处送校样和稿件到江东的印刷所付印。有一天,桂林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雨,致使漓江水陡然上涨,过江东的浮桥被冲断,送稿时间又在晚上,其时已无渡船可搭。这位“细佬”手抱一沓稿件,看着汹涌的洪波,焦虑万分。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如果不能及时将稿件送过江去,必然影响明天的报纸出版发行。于是,他毅然脱下自己的衣服,将稿件包裹在里面,顶在头上,冒着被急流吞没的危险,踩水过江,硬是将稿件及时的交到印刷所上机印刷,确保了次日的出报时间。

    由于“三户”印刷所铅字老旧,又用的是黄色粗糙土纸,印出的报纸质量不尽如人意,夏公打算自己筹建一间印刷厂。他考察、走访了报社附近的几处地方,最后选点在东江郊外白面山麓建印刷厂。他们找来民工搭建了一间棚屋,又购买了一台旧的四开印刷机。两台机器安装调试好以后,印刷厂就算成立起来了。夏公把厂名定为“建国印刷厂”,派张尔华同志主持工作,屠天侠2〕同志负责具体业务。张云乔又资助报社开办造纸厂。这样,报社初具规模,从纸张到印刷、从采编到发行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线。

    由于采用了新铜模浇铸5号铅字和新的纸张,使《救亡日报》的面貌焕然一新,发行数量由最初出版时每天2000份增加到了每天8000份,报纸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19411月,“皖南事变”3〕爆发,《救亡日报》因为拒绝登载“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电文,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新闻检查处的迫害而停刊,当天所出报纸全部被扣押,不准发行。从此,这份在海内外初具影响的抗日《救亡日报》便从群众的视野中消失了,而报社同仁两年多的辛勤耕耘也毁于一旦。秉承党的指示,夏公及报社同仁向香港撤退。当时购机票去港必须经特务机关批准,夏公通过广西政府的关系购得机票,在除夕的下午,张云乔驾车送他到机场,搭乘班机飞港。夏公到港之后,即筹备出版《华商报》。不久桂林报社全体职工,如廖沫沙、华嘉、林林、张尔华等同志,也都陆续经水陆路到港,参加《华商报》的工作。《华商报》精英荟萃,高手云集,继续高举抗日救亡的火炬,使《救亡日报》未竟的事业得以发扬光大,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云乔与报社和印刷厂时有往来,经常通过自己的企业给报社提供经济援助,厂里负责财会的同事也不多问,只要云乔发话,他们就悉数拨付。在此期间,云乔认识了“建国印刷厂”厂长、地下党员屠天侠同志,对屠天侠的行政管理才能和性情十分赞赏。

    过了月余,陶培唐病好回到桂林,还带回一批汽车零件。这时,云乔又萌生了到越南海防进购汽车的想法。云乔第三次去海防进货时被骗,使他感觉到这种流动性的经商风险太大,加之当时由于汽油紧缺,很多车主都想把汽车改装成木炭车(即以木炭燃烧产生的气体为动力的机车),云乔便决定暂停到海防进购汽车,专事汽车修理和改装。陶培唐和吴高连将汽车修理部的重点业务用在经营木炭汽车上,并将汽车公司迅速改建成了“中一机械厂”,专门制造木炭车所需要的手摇鼓风机、换气阀门等零配件。 

    注释:

    1〕《救亡日报》,1937824日在上海创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8年迁广州,1939年迁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刊。1945年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旋即被迫停刊。

    2〕屠天侠,中共地下党员,19468月任中国民主同盟桂师支部书记,后曾任贵阳一中制烟厂副厂长。解放后,调上海市、青岛市工作,是青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当选为青岛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3〕皖南事变,194114日,中共为了维护抗战大局,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军部及所属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16日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相关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 2017/02/13金叶先驱——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二)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十节  弃影从商  实业报国

    1938年春节刚过,云乔自告奋勇,只身搭粤汉火车先赴广州,沿途打听和考察湘粤公路是否畅通汽车,尤其是粤湘交界的大庾岭、九峰山交通是否困难,得到可靠的把握后,云乔到达香港。好在这时上海道奇汽车总代理负责人费理曼(Mr.Freeman)和助手欧阳福全已经由上海到达香港,云乔当即和他们联系,并发电报给长沙的谷仲廉二哥,让他汇款到道奇汽车公司香港办事处,订购六辆货车、三辆轿车。

    初次闯关就获得成功,使云乔和谷家兄弟信心大增。这时,陶培唐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从杭州千里迢迢到长沙来找张云乔。陶培唐的到来使云乔倍感欣喜。原来陶培唐在百官和云乔分别后,开着破车回到杭州,因怕杭州沦陷后汽车被别人夺取,陶培唐没有将汽车放在鸿飞公司,而是开到杭州郊外的一座破庙。汽车开进庙时,机油箱的底壳被门槛划破,机油漏光了,但陶培唐毫不知晓。不到一月,杭州沦陷,陶培唐开着这辆汽车,行驶十多公里就走不动了,幸好他随身带着单车,陶培唐只好把单车从汽车上拿下来,一路骑着走杭徽公路,七天后才到惠州。陶培唐向鸿飞公司的老板交代了公司的情况后,又继续骑着单车到景德镇,从江西南昌到九江坐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火车到长沙,一路上陶培唐都带着他车牌号为“杭州1717”的单车。

    云乔听罢陶培唐的讲述,对他吃苦耐劳的精神赞叹不已。

    他们和谷家兄弟经过一番筹划后,于19384月正式成立了长沙“中国汽车贸易公司”,公司在长沙南大路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房前的一块空地上他们还建了一间停车房。

    公司成立不久,云乔第二次去香港进购汽车,为方便工作,他加入了“世界汽车协会”,成为会员,领取到了全世界通用的用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印度文等标注的汽车驾驶执照。在香港,云乔通过电报与住在上海英法租界的父亲和陈东取得联系。陈东和云乔的父亲很快从上海坐轮船到香港,找到了住在香港“弥敦大酒店”的张云乔。父子俩同住一宿后,云乔的父亲张贞明返回上海。陈东与云乔一起带着购买的汽车回到长沙“中国汽车贸易公司”。

    这样,云乔最亲密的几个伙伴——陈东、陶培唐和顾公益技师也都来长沙共同工作了。公司又聘请了上海来湘的原道奇公司的高级技师吴高连,借此成立了一家完整的(有修理设备的)汽车修理公司,云乔任公司经理,陶培唐、陈东任副经理。

    接下去的近一年时间里,张云乔三次带着汽车司机远赴香港,又采购了五六十辆汽车。

    19381021广州沦陷,由香港到湖南的公路通道中断,云乔便将车辆改由香港海运到越南海防,办理过境税务手续后再经广西镇南关驶入桂林。这样又干了一年多,进口了不少大小车辆。

    应该说在那种战争条件下,云乔的汽车生意还是做得十分红火的,但在长沙的一段时期他本人却没有积累多少钱,因他既无红利可分,也没有想去吃“回扣”,来往账目均由谷家二哥掌管,用谷二哥的话说,“把你当一家人,管吃管住,也就够了。你们从上海逃难到长沙,有生意给你们做,还谈什么酬劳和红利?”幸好,每次去香港进货,云乔都顺便给自己捎带一辆二手车,这点资本大约就是他离开长沙到桂林以后自办企业的原始积累吧。

    1938年底,武汉沦陷前夕,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开始往长沙撤离,孙师毅及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不少同志,从汉口包了一条小轮船抵达长沙,云乔叫人把汽车公司腾挪出来供他们办公和暂住。听说三厅撤退时交通工具有困难,他又将一部刚修复的“克雷斯勒”轿车,托孙师毅交给正在长沙水风井指挥政治部人员和物资过境撤退事务的那位杰出的中共领导调度。

    郭沫若著《洪波曲》写道:“11日晚上,孙师毅乘了一部小汽车先走了,同车的有夏衍、池田幸之和于立群,他们是先到桂林去,为三厅布置一切。”文中说的就是这一辆汽车。(这应该是张云乔弃影从商以来为党和国家做的第一桩实事)地下党领导同志特派一名保卫随车护送出长沙市区。

    张云乔和孙师毅相约,车到湘潭过渡以后,在岸边等他们同行。11日下午,张云乔和王遐文驾驶着“373”号牌照的轿车离开长沙,在下摄司过河之后,等孙师毅一干人来会合,直等到深夜,还是不见孙师毅,他只好继续前行十余公里,在中路铺一间小饭店过夜。第二天上午,孙师毅的车和张云乔汽车公司的一辆货车同时到达。只见于立群和池田幸之疲惫不堪,满身尘土,腆着个怀孕的大肚子吃力地从车厢内挤出,池田幸之手上抱着个小猫。一问才知他们的车在开出市区南门时,市内已开始纵火,省保安队的残兵败将在路边设卡抢劫车辆,供他们使用,幸亏地下党领导同志早有预见,所派的保卫同志挺身而出,向拦阻的保安队员出示长沙警备部的通行证旗帜,对方仗着人多势众,不买账,硬要车内的人下车让出车辆。保卫同志迫于无奈,迅速拔出驳壳枪对准对方,准备火拼,同时让司机发动开车。匪兵终究被吓退,车辆得以闯过。但一路上车多路挤,无法加速,因此耽误了时间。

    他们到达渡口之时,长沙已笼罩在一片浓烟之中。

  • 2017/01/24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九节  咖啡馆巧遇“田老大”

    一般地说,搞艺术和经商是两码事,艺术家和企业家从思维、性格、气质到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处世为人都有很大的差异,能兼而有之者实属凤毛麟角,而张云乔便是这种为数不多的“双料”人物,他不仅在艺术上是才子,在经商办企业上也属奇才。

    中共领导同志的一席话对苦闷彷徨和举棋不定的张云乔来说,无疑是醍醐灌顶,拨雾见天。是呵,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行行出状元。云乔经过认真的分析和思考,决定暂时弃影从商,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社会环境好转了,再回头搞他心爱的电影艺术。打定主意后,他立即电告长沙方面表明心志,并约定日期前往长沙。

    著名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却常常只有几步,尤其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中共领导同志的嘱托对张云乔弃影从商,实业报国的人生选择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使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到工商业者的行列。

    到了长沙后,云乔的亲戚,时任长沙中国保险公司经理的谷仲廉二哥派车到火车站迎接,并让云乔住在他家。长沙中国银行职工久闻张云乔在上海影剧界的名声,又知是谷经理的亲戚,自然对他礼貌有加,大家端茶递水,争着与之叙谈,所言者皆系家乡余姚口音。云乔一问方知整个银行差不多都是余姚人,这使身在异乡的云乔有了一种“家的感觉”,对弃影经商的底气也更足了。

    摆谈中云乔得知,谷二哥办了一个“联昌行”,已取得美国道奇汽车公司湖南省的代理权,但战争使航路中断,加之缺乏熟悉经营汽车的专业人员,至今未能开展业务。云乔认为在抗战时期,交通工具十分紧缺,这个时候发展汽车事业是个难得的机会。上海路断,可以由香港进货。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谷二哥,谷二哥亦认为可行,但港粤是否有直通汽车公路,尚为未知之数。云乔想即刻动身打探路径,谷二哥说:“年关已到,不便外出办事,不妨过完年再说。”云乔想想也是,只好暂作等待,过了春节再开展业务。

    利用这段空闲时间,云乔便到长沙市内到处去闲逛,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长沙的“远东电影院”。这间电影院坐落在长沙市中区,楼上楼下都有放映厅,进门处有一间“远东咖啡馆”。那阵子,云乔常去那里喝咖啡。有一天,他突然碰到同来咖啡馆喝咖啡的田汉。好友相逢,田汉习惯性地拥抱了老朋友云乔。交谈中,云乔才知道远东电影院的老板便是田汉的舅舅。二人相约晚上去电影院旁湖南人开的戏园子看湘戏。

    连着几个晚上,云乔都和田汉去看湘戏,戏班的人得知田汉亲临,演得更加认真卖劲,还专挑一些平常少有演的戏目来演。他们很快和戏园的班主混熟了。班主恳请田汉为他们写剧本,作艺术指导。田汉盛情难却,为他们写了几个剧本,现排现演,热炒热卖,深受长沙市民的喜爱。

    一天早晨,云乔听到拉黄包车的人说,徐特立正在长沙公开演讲,云乔去到远东电影院时,恰巧徐特立也正在那里。田汉把云乔介绍给徐特立。几人聊了一会儿后,云乔请徐特立与之在远东电影院门前合影留念(很遗憾,此照在“文革”时被毁。)当晚,云乔专门到长沙基督教的青年会大礼堂,听徐特立演讲“抗日战争系持久战”的内容(并未讲阶级斗争)。听演讲的人非常多,打起了拥堂。通过听徐特立的演讲,云乔对抗日战争的形式和团结抗日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领悟。

    翌日,云乔去到“远东咖啡馆”的办公室,意外地见到电影《夜半歌声》的女主角胡萍。原来田汉的舅舅得知上海打仗后,胡萍回到长沙老家,正到她从前工作过的咖啡馆来玩,特地来看望她。

    大家见到老朋友胡萍都非常高兴,交谈得十分愉快。这时,楼下的女招待上楼来请胡萍下去看看她昔日的同事们。胡萍红着个脸不好意思下去,大家批评她说:有什么难为情的,一个人干什么工作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罢了,只要是凭劳动吃饭就没什么丢面子的。经云乔他们这么一开导,胡萍终于放下大明星的架子,鼓起勇气下楼去了。

    田汉问云乔有没有兴趣到他老家去看看,云乔说:“好啊,咱们明天就去。”

    第二天,田汉向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借了一部小车,和老三田洪以及田汉的舅舅共四人,前往长沙市长沙县田汉的老家。谁知,汽车开出不足二十公里就没有公路了,一行人只好下车走小路去田汉家。

    云乔问田汉:“到你家有好远?”田汉说:“还有八九十华里……怕了啊?”云乔不服气地说:“怕什么,你比我大十岁都能走,我还不能走吗?”

    几人挽起裤管,翻山越岭,一口气走到中午。云乔远远地看见一户农家外面挂着一块餐馆的小牌子,他们赶紧奔过去,每人吃了三四碗饭。稍事休息,一行人又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天色暗淡下来,云乔不无焦急地问:“要到了吗?”田汉用手一指说:“你看前面那道山坳,旁边有条小溪,沿着小溪走进去就到啦!”

    四人加快步伐,很快穿过山坳。云乔果然看到,小溪尽头处、群山怀抱中坐落着一个村落,感觉就像“世外桃源”。田汉首先带着他们走到他舅舅的家(田汉的外公和他的母亲都住在舅舅家里。)

    湖南农家的堂屋大多是伙房,云乔一进去便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堂屋,但见火炉上用铁链挂着一个炭盆,一个喇叭口的烟囱直通屋外。田汉93岁的外公坐在火炉旁,他指着田汉,用地道的湖南口音说:“你是哪一个啊?”田汉舅舅回答说:“他就是田汉。”

    “噢,你都这么大了,你不是在上海吗?”

    田汉回答外公说,上海不久前被日本人占领了,他现在长沙。

    田汉和云乔他们围着这个老人聊开了。外公说:“我今年93岁了,我们这个地方得天独厚,家里仓库里有吃不完的粮食,满山有烧不完的柴火……”

    田汉的外公十分健谈,他对后生们说:“一个人要想长寿是要积德的。你们多做好事,将来也会长寿。”云乔等人表示谨记在心,向老人家学习。

    第二天,云乔又陪着田汉到他妻子的坟上悼念了一番,田汉在亡妻的坟前还止不住哭了一场。

    云乔在田汉家呆了两天后回到长沙过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