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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2/23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一)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上海之行事务多

    正当张云乔沉浸在投标敌产成功的喜悦中,憧憬着一展宏图之志时,他的妻子潘云娟在沪因肺病恶化病故的消息传来,使他从兴奋的顶点落入悲伤的低谷。想起妻子的种种好处,云乔止不住泪水涟涟,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把她从贵阳送走。但当时的肺结核病如同我们今天的癌症,是没有什么特效药可医治的,贵阳这样偏远的城市就更没有办法了。云乔不得已,只好把妻子潘云娟和女儿张丽敏送回上海老家。为给妻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云乔特把她安置在表兄陈延华(上海儿童医院院长)所开办的上海医院治疗,寄希望于万一,但天命难违……

    云乔匆匆打点行装,飞往上海料理妻子后事。

    潘云娟的灵堂设置得十分考究和气派,追悼会非常隆重,死者的生前好友及云乔在上海的亲朋好友几乎都来了,其中不乏社会各界的名流。一中制烟厂的会计骆守先回浙江绍兴探亲,途经上海,恰好去参加了追悼会,他亲眼看到田汉等中国戏剧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前来吊唁。他没想到,张云乔在上海竟有那么多知名的朋友。

    贵阳这边的同行们听说此事后,自发地聚集在黔灵公园,他们为潘云娟设起灵堂,贵阳大大小小的烟厂老板都前去哀悼,还合影留念。由此可以看出,当年张云乔在贵州烟草界的威望和影响。

    云乔在上海公墓购地,把妻子的灵柩安葬后,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有天傍晚,云乔陪朋友在街上吃过晚餐,回到上海的寓所,正埋头查找有关企业资料,忽听到有人轻轻敲门,他估计是“自己人”来了。开门一看,正是廖沫沙同志,二人紧紧握手。云乔将门反锁,问廖沫沙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廖沫沙从大衣里取出一个装满法币的纸包对云乔说:这是梅园新村叫他带来的(周恩来当时就住在南京的‘梅园新村’),委托张云乔设法马上转交给香港《华商报》使用。

    云乔说:“没问题,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办到。”

    廖沫沙说他还有别的事要做,不便久留,匆匆告辞了。

    由于通货膨胀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抗战前买一头牛的价格,此时只能买到一包香烟)延误一天,币值就会贬损一大节,必须尽快将钱换成港币送到《华商报》。云乔将钱放好,整理一下衣冠,快步奔下楼来,雇了一辆汽车,径直朝上海“业余电台”开去。

    当晚,云乔通过电台和广州的张志勋取得联系,(云乔知道《华商报》经理萨空了曾经是张志勋的上司,他们之间自有一套快捷的联络方式)他叫张志勋按法币数买港币约7000元,速交给香港《华商报》经理萨空了。

    第二天同一时候,张志勋通过电台回话说,事情已经办妥。云乔听罢,松了口气。

    接着,云乔带着廖沫沙给他的一摞老法币,去到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上海办事处。他用老法币买了卷烟盘纸,又亲自委托上海运输公司办理了卷烟盘纸托运到广州一中制烟厂的手续……

    在上海期间,云乔特意到陈善渊家中去拜访。他听说桂林撤退分手后,陈善渊因车祸骨折住院疗养,伤病痊愈后又任命他为国民党南京政府兵工署驻上海物资局主任。在抗战前,南京政府曾经派他到德国培训工厂管理专业。在云乔心目中,陈善渊是一个朴素诚恳、严谨务实、说话算数的、具有德国人风格的高级管理人才。此番与他联系,就是想劝说他到广州烟厂来挑大梁。云乔一向求贤若渴,像陈善渊这样的人才怎肯错过,为此,他不惜“三顾茅庐”,亲自去给陈善渊做工作。

    他对陈善渊说:“国民党政权垮台已近在眼前,犯不着跟着他们当殉葬者。你不如到广州和我们一起共同从事民营企业,你来当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厂长,将来全国解放以后,民族资本肯定有它自己的地位的……”

    云乔的一席肺腑之言有理有据,说得陈善渊主任直点头,但跳槽一事涉及一家老小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还不好承诺。云乔看出了他的担忧,对他说:“你尽可放心,把一家老小都带到广州去。我保证把他们安排好。”

    听云乔这么一说,陈善渊消除了顾虑,答应这就向兵工署辞职,争取近期全家离沪去广州一中制烟厂就职。

    陈善渊果然说话算数,如约来到广州,出任了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厂长。他在任期间成绩卓著,这是后话。

    陈善渊一家数口来到广州后就住在云乔租的几间房屋里头,为让他一家老小住得更舒适,云乔将自己的大房让给他们住,而他自己则搬到同屋的一间狭小的房子居住。陈善渊对云乔的“礼贤下士”很是过意不去,但又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一次,云乔的亲戚从老家来看他,走进房屋看到这等情形,十分诧异,大惑不解地问:“你是总经理,还是他(指陈善渊)是总经理?这不成了拐棍倒着杵吗……”云乔笑着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其实,这件小事反映出张云乔的交友之道与用人之道。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他敬人一尺,人敬他一丈。他对朋友这般仗义,朋友对他自然是“两肋插刀”了。怪不得,张云乔管起两家相隔千里的企业来,并不觉得压力很大,其主要原因就是他特别会用人。“知人善任”是他事业成功的最大法宝。

  • 2018/02/09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五十)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章    追求想  再创佳绩

    第一节  标购敌产成功  发展前景广阔

    1946年底,贵阳一中制烟厂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除“三中”牌香烟销量有所下降外,“沪光”牌香烟与官营贵州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企鹅”牌香烟并列为贵州市场最畅销的香烟品牌。“佛宫”牌香烟在西北各省打响,畅销不衰,“晶宝”牌香烟也逐渐向广大的农村市场渗透。云乔由此产生进一步扩张经营的念头。经调查分析,他想在广东沿海开辟销路。

    这时,陶培唐已在上海结婚,夫妻俩乘海轮到了香港。云乔与陶培唐电话商量后,决定在广州设办事处。

    陶培唐夫妇一同回到广州,在沙面敦睦路租了几间房屋,既做住宿又作办事处和商用。那时,广州方面并不急于推销贵阳的产品,陶培唐初来乍到,主要工作是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和广州的卷烟市场。一日,陶培唐偶然获悉,政府将整体拍卖敌产“东亚烟厂二厂”。这条重要信息使他欣喜若狂。“东亚烟厂二厂”位于广州市海珠桥旁,厂房宽大、设备先进完善,正是发展卷烟生产的理想场所,他当即电告云乔,商议向政府敌产处投标事宜。云乔经他一说,顿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叮嘱他抓紧筹款,势必拿下这块“肥肉”。

    回到市区办事处,云乔急召张志勋、陈东、张嘉德等人开会研究,大家听罢云乔介绍后非常兴奋,一致认为事不宜迟,应该即刻筹备相关事宜。云乔当即委派陈东、张志勋到广州协助陶培唐办理投标事务,陈东更是迫不及待地要去广州。

    陈东之所以急切地想离开贵阳,其中另有隐情。1946年和1947年,贵阳烟草界因对政府的烟税政策不满,曾发生过两次“抗税罢工”(政府称之为“罢工”,而烟厂老板自己则称为“停工”)。这两次“罢工”的牵头者均是江华烟厂的老板张敬铭和新中国烟厂的老板顾传泗。1946年的这次“罢工”,张敬铭、顾传泗等联络20多家烟厂的负责人,在贵阳的“曲园酒家”开会,商讨停工事宜,会后各烟厂贴出“停工告示”,并联名在《中央日报》及昆明的《正义报》上刊登“停工公告”,并质问税局。此次“罢工”惊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根据《戡乱动员法》,南京方面命令贵州省政府对带头罢工者实施抓捕。1946年的《贵州商报》发表文章同情和支持“罢工”,当即遭到国民党的查封。张敬铭、顾传泗被抓去关了好几天,各烟厂的老板闻讯后纷纷到监狱去给他们送洗漱用具、早点、夜宵、银耳汤等,甚至故意施加影响,以示同情和支持。这次罢工最终以税务局让步,放还所抓“肇事者”,工厂重新开工宣告结束。这两次罢工,虽说陈东不是带头人,但却是积极的参与者,《质问信》上有他的大名,也上了国民党省党部的黑名单,陈东怕国民党特务随时找他的麻烦,想一走了之。

     

    另外一个原因是,陈东因业务关系,经常到贵阳市“新燕市酒家”吃饭,国民党特务头子周养浩也经常光顾这间酒店,二人由此认识。周养浩喜欢打麻将,邀张云乔参加,从来不会打牌的张云乔便叫陈东去作陪,故意输点钱给他。周养浩想拉陈东进特务组织,陈东不从,两人由此发生矛盾。有权有势的周养浩怎肯输给陈东,扬言要“收拾”他。陈东闻之,成天提心吊胆,他知道周养浩下面的爪牙甚多,什么都干得出,当年关在息烽监狱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就是他亲自策划部署在重庆杀害的。陈东自知不敌,心想,惹不起我躲得起。其实,凭那时周养浩的权势和手腕真要动起武来,陈东恐怕躲也躲不过,但他们之间的矛盾还不至于那么深。

    此时,陈东正好借广州投标敌产一事溜之大吉。

    张志勋、陈东一行乘火车去到南国的羊城,找到广州沙面办事处。当天,陶培唐为他们接风洗尘。安排好食宿,大家稍事休息便与陶培唐一起研究投标方案。因陶培唐、张志勋二人对广州较为熟悉,便由他们负责资金的筹措。

    张志勋、陈东等人第二天亲自到东亚烟厂二厂去实地考察,他们到达海珠桥脚就见到了敌产东亚二厂的全貌。

    这是一座横跨珠江的大型铁桥,桥面宽阔,足有三四个车道,桥面架设在数根粗壮的H型的水泥柱上,桥两边是巨大的提拉钢架,桥下的江面上,大小船只往来频繁。东亚烟厂二厂就建在桥头下面的一片开阔地上。只见它烟囱高耸,框架结构的大厂房横陈在江边,蔚为壮观,即便是贵阳一中制烟厂的新厂房与之比较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们走到厂门口,向门卫说明身份后去到车间考察,但见车间里整齐安放着约8台上海新中国机器厂生产的大型卷烟机,4台大型宽刀门切丝机和2台小包装机等配套设备,两人看着这些庞然大物不禁啧啧赞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厂买到手。

    买这么一个工厂显然不像买几间房那么简单,首先要解决购买力的问题。陶培唐、张志勋那几天马不停蹄地忙着筹款之事,穿行于省港亲朋好友之间,问询于熟悉的卷烟行业的人物。终于,他们以高于银行利息的条件向几家私人借得所需款项(后来广州本地的烟业巨商“西南烟行”,又给了他们一笔保证金,条件是一中制烟厂的产品由“西南烟行”经销)。

    钱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开始周密策划,制作标书,在最短的时间向粤、桂、闽敌伪产业处理局递交了标书及全套资料。敌产管理局的官员此时也急于将东亚烟厂二厂拍卖出去,办事处的标书和资料写得十分周详、有理有据,陶培唐等人更是竭尽全力,费尽周折。终于,19472月,一中制烟厂驻穗办事处一举夺标,获得了东亚烟厂二厂的所有权。陶培唐、张志勋、陈东等人喜不自胜,舒了一口气,摆宴庆贺。

    远在贵阳静候佳音的张云乔得知这一喜讯,欣喜万分。他首先肯定了陶培唐、张志勋、陈东三位在这次标投敌产中的功劳,对他们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并说他会尽快飞赴广州,共同投入广州一中制烟厂的开业事宜。

    竞得东亚烟厂二厂(它是现在广州卷烟一厂的前身)的成功是一中制烟厂发展史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它意味着张云乔和他的伙伴们拥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象征着一中制烟厂生产资料的升级换代,标志着一中制烟厂的发展将掀开更加辉煌的篇章。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2018/01/3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八节  员工冷暖在心头

    1945年的冬天如期而至,这时的一中制烟厂刚刚从卷烟市场的低谷走出来,经济上还比较困难,许多员工身上没有一件像样的御寒衣服。因为怕冷,大家除了上班就是待在宿舍里,很少到户外活动。

    住在城里的云乔心里念想着,如何弄些棉衣棉裤来给职工们过冬。这时,他父亲从上海的来信说:有一批美国援华的呢子毛料各式大衣恰巧运到,并指点他怎样去申领。云乔依计行事,竭尽说服之能事,终于得到救济局从上海运来的一百多件美制呢子大衣。虽说是旧装,但有六七成新,比一般棉衣好得多,他赶紧差人运到厂里去分发给工友。

    因衣服新旧程度不同,让职工自己挑选似乎不妥,云乔和几个厂领导研究决定,将每件大衣编上号码,再将号码写在纸上,由职工随机抽签,抽到哪个号就领取与那个号相对应的衣服,不计好坏。从经理到一般练习生一律公平抽签,平等对待。全厂的职工都得到了呢子大衣,他们高兴极了,纷纷拿来穿在身上,果然神气活现,不仅非常暖和,而且高档考究。员工们称赞张经理想得周到,官兵一致云云。

    其实张云乔心里从来都装着工友。同年初,他到重庆与孙师毅取得联系后回贵阳,经过桐梓时发现公路两边有许多广东逃难同胞经营的广式辣味香肠和腊肉,立即想到厂里广东籍员工较多,特意下车买了二十多斤带回去,给全厂职工打了一次牙祭,那些广东工友尝到了家乡风味,至今还念念不忘。

    云乔隔三差五地到职工食堂去用餐,了解大伙的饮食情况,也时常到车间去视察,发现问题,随时设法改进解决。有一年夏天,云乔到包装车间,看到女工们还在用铁皮火炉来粘贴烟盒,大发感慨。车间里本来温度就高,再加上几个火炉就更不得了了,在火炉旁作业的女工们大呼:“遭不住、遭不住!”他马上让张嘉德“尽快想办法,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经张嘉德和技术人员开动脑筋,加班加点地专题研究,终于设计出一种用糨糊来黏合烟盒的木制器具,彻底解决了女工们的困难。

    一中制烟厂附近有一条南明河,建厂之初,工厂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都是花钱请两个农民到这条河里去挑的,但河水随时令变化时清时浊。张嘉德为了省去大家挑水的麻烦和吃上干净的水,他挨家挨户的去访问,后来从一些老人口中得知,工厂附近的几处地方,大雨过后,会从地底下冒出水来。张嘉德想:那里一定会有水源。他请示云乔同意后,请人到冒水的地方炸石挖掘,但挖了近7米深还没看见有一股水涌出,请来的工人都劝他算了,可张嘉德不甘心。他认为,既然有水冒出来,那就一定有水源,只是挖的深度还不够罢了。他让工人继续开炮炸石。这样干了四个月的时间,在挖到10米深的时候,终于有一小股水冒了出来。张嘉德欣喜万分,让人用吊车把自己放到坑底,仔细观察了冒水处的土壤湿度,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大伙儿也都来了信心,干得更加卖力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挖到12米深的时候,一股水柱从地下喷射出来……数月的艰辛终于有了回报。大伙儿欢呼雀跃,争先恐后地站在水帘处,洗起了“淋浴”。张嘉德兴冲冲地去买了一个水泵和一套净水设备,又安排人铺设短途管道,还专门请了一个员工负责吊桶打水,管理水源。

    这口井平时一天可以打起610吨水,遇到下雨的时候,一天的自流水量近50吨左右,足以保证全厂的生产和生活用水。一中制烟厂的员工从此吃上了干净清洁的“自来水”。

    一中制烟厂的青工特别多,一年四季都有人喜结连理。为此,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松散的机构来负责操办。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员工结婚津贴暂行办法》如下: 

     第一条  本办法为鼓励员工以本公司为终身职业者而设。

    第二条  凡在本公司服务满一年半以上之员工依法律规定举行正式结婚者得享受本办法之津贴,惟事后如察觉该员工有违法规定者应退回其津贴费,但计件工及临时性之员工不适用本办法之规定。

    第三条  员工结婚津贴依下列年限定之:

    1.在本公司正式服务满一年半以上三年以下成绩优良并未发生重大过失者,发给当时薪金一月。

    2.在本公司服务三年以上六年以下者发给当时薪金二月。

    3.服务满六年以上者由经理酌予核发。

    第四条  员工在本公司服务期间有特殊功绩者经各单位主管证明,人事室审查认为确有功绩,除领本办法之津贴费外并得呈请增加津贴,然不得超过规定额之一倍。

    第五条  员工结婚之双方经查获有一方身家不清或未满法定年龄者不得享有本办法之津贴费。

    第六条  每一员工请求结婚津贴费以一次为限。

    第七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通过后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一日实行。 

    根据以上办法,职工要结婚了给领导说一声,整套婚礼程序随之启动。如发布婚讯,收取人亲钱,落实主婚人、证婚人,婚礼地点等等。届时办得有章有法、热热闹闹。婚礼过后,除去婚宴等必要的开支,所剩的“人亲钱”全部交给新郎新娘收用。末了,厂里还要给他们另行安排房间单独居住。这套办法当时成为一中制烟厂不成文的规矩,个个结婚都是如此。整个工厂像个大家庭一样,充满人间温情。工厂领导对员工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

    工厂有一个姓王的特约马车夫,平时经常从贵定拉烟叶,有一次回来后高烧不断,卧床不起。张嘉德听说后专门到他家里去看望,得悉其五天未解大便,因家庭经济困难不敢去寻医问药,还抱病工作时,张嘉德大为感慨。他凭着早年跟大哥学过的几招(张嘉德的大哥在浙江慈城的一间医院当院长),决定亲自为王某把脉。他赶回工厂,自己动手制了一个简易的灌肠器,先后两次去王某家用肥皂水为他灌肠。但由于宿便沉积时间太久,肥皂水的作用不很明显。他让王某脱掉裤子,亲自用手来掏。经过一番努力,王某的大便逐渐通畅,高烧也退了,王某自是感激不尽。这件事在员工们的心中引起较大震动,他们都为有这么好的领导感到幸运和自豪。

    在这样的环境中,员工们更加努力、更加遵章守纪。据调查,一中制烟厂在贵阳开办以来,没有一个职工吸毒,没有一个职工参赌,更没有一个职工犯罪进监狱,甚至连一般的治安案件都没有。而张云乔他们也从来没有和当地警局的人打过交道。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赞叹的事实,堪称“精神文明”的模范单位。

    把一个两三百人的工厂治理得这样祥和安定、团结一致,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与管理者的思想道德水平、管理能力和工作作风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张云乔同志及其同伴们想为职工群众所想,急为职工群众所急的精神品格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他们那个时候的实际行动,似乎已经在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 2018/01/1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纪律严明  不论亲疏

    一中制烟厂制定有一整套规章制度,大到生产经营、职工待遇,小到用膳办法、清洁卫生,这些规章制度汇编起来足有一册书那么厚。其制度条款的严密性和可操作性,即使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也是有许多可取之处,在当时贵阳的烟草企业和别的企业中有这等周密制度者实属凤毛麟角。

    张云乔懂得国有国法、厂有厂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他也知道人管人是不好管的,随意性较大,有时也难免出现“碍面子”的事情,只有把个人意志变成集体意志、工厂意志才会更有力量,这就要用制度这个手段来规范。他强调: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论亲疏贵贱,一视同仁。

    一天,厂长张嘉德向云乔严肃地提出辞职,他把一大串钥匙交给云乔说:“这个厂我不管了!”经云乔仔细询问,方知是本厂一个董事的夫人经常和几个高级职工合资经营投机买卖,每天必到厂里,与正在上班的职工们神吹海侃、打闹嬉戏,影响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员工们反映给厂领导,厂长张嘉德在给这位夫人打招呼不行的情况下,索性愤怒地向云乔提出辞职。为了安抚张嘉德,云乔在厂大门口贴出一张告示:“非本厂职工一律不得随意进入厂区。”从这件事,云乔看出张嘉德心底无私、敢作敢为,所以不但没有批评他过分,反而夸他这招管用,还说:“感情归感情,制度归制度。不管什么人,都要按制度办事。”

    会计主任骆守先在审查柳州办事处的账目时,发现该处开支过大,经查询,原来是办事处主任陈汉翘的一个朋友经常邀约一群男女到办事处去跳舞,散场之后又到办事处去大吃大喝所致。有一次,陈汉翘回贵州述职,骆守先当着张云乔的面批评了他。话说出去骆守先心里也没底,他也知道张云乔与陈东是生死之交,陈汉翘又是陈东的亲兄弟,张经理不知要站在哪一方。云乔问明原因后,当场批评陈汉翘不该经常请人到办事处跳舞,更不该拿公费乱开销。陈主任脸红到了耳根,连声说“下不为例,一定改正。”

    说到跳舞,云乔自己也有过一次失误,他本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之人,出于自身喜好和社会交际的需要,他偶尔也去参加贵阳市区组织的舞会,结交了不少社会各界的名流,但是他们跳舞的舞场是水泥地板,环境较差。一中制烟厂的新厂房落成不久,云乔决定在包装车间楼上举办一回“上档次”的舞会,邀请贵阳上层社会的朋友参加,一来为娱乐,二来也可联络感情。

    为办好这次舞会,包装车间的女工们把车间里的设备全都搬了出来,经过一番大扫除后,又张灯结彩,楼板上还撒了许多滑石粉,整整忙了半天才将“舞场”准备就绪。

    周末晚上,市内各路高朋纷纷坐着小车来到一中制烟厂临时布置的舞场,一些浓妆艳抹、打扮新潮的女士和西装革履的男宾闪亮登场、翩翩起舞,很是热闹,东道主张云乔自然也很风光。

    曲终人散,已过午夜时分,女工们奉命去打扫舞场,仅碎纸烟头之类的垃圾就装满几大箱。第二天一早,女工们又将生产设备重新搬进去,恢复原状,耽搁了一个上午,妨碍了工厂正常生产。职工们通过“工厂委员会”给云乔提了意见。云乔也觉得这件事当初考虑不周。在一次股东会上,他公开向大家承认错误,表示歉意。他这种姿态出乎人们意料,作为私营企业的老板公开给工人道歉,这在旧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张云乔做到了。

    在云乔的言传身教之下,一中制烟厂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子正气,大家自觉遵守厂规厂纪,对有损工厂的不良行为敢于仗义执言,而张云乔这种不徇私情、坚持真理的品德也为职工群众津津乐道。

  • 2018/01/0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劳保福利良好的工厂

    湘雅村离市区约两三公里路程,职工们买东西都要走到城里去。烟厂恢复生产的初期,职工们的生活普遍还比较困难,到市区购物要搭坐马车,有时为了买一块手绢或一颗纽扣也要进城一趟,来回差不多要花一个上午的时间。

    云乔和屠天侠商议,设想在厂里搞一个小卖部,为职工及家属购物提供方便。小卖部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由厂里出大头,其余的由职工们自愿投资入股,店名取为“同仁福利社”,意思是职工内部的福利社。他把这件事交给会计骆守先去办。

    骆守先把云乔的这个决定通报给职工,大家非常拥护,有的职工当场掏出现洋入股。骆守先在工厂宿舍下面找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摆上些货柜,又在城里聘请了两位有经验的营业员,采购了一批小百货、副食品和少量布匹以及与职工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资,再把招牌一挂,“同仁福利社”就在1945年的夏天成立起来了。

    由于“同仁福利社”是一个福利性质的商店,所卖商品均低于市场零售价,但除去各项成本后又略有盈余,这样既方便和优惠了职工,又使店子可持续发展。“同仁福利社”的商品价格相对稳定,基本上不受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外面涨价了,“福利社”不涨价,但职工买东西有一定的限额,事实上厂里或多或少要做一些补贴。“同仁福利社”一直运行得非常好,解放后停办了,入股的职工还分到了应得的红利和本金。

    由“同仁福利社”的成功开设张云乔进而想到了职工的医疗保健问题,人吃五谷岂能不生病?机器生产造成的小伤小痛也在所难免。在张云乔授意下,厂里又办起了纯粹是福利性质的医务室和保健室。专门落实了两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房屋,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医疗设备和常用药物,并且专门派人到一中制烟厂对面的贵医,聘请了主任大夫王仕英教授和卫生员杨炳山担任厂医。王教授每天都要到烟厂上几个小时的班。

    考虑到烟厂女职工较多,厂里又专设了妇女保健室,聘请李娥嫫专门负责女工保健。除大病外,职工们看病吃药的费用都由厂里负担,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工人的医疗保健问题。

    为了方便职工理发,厂里开办了一间理发室,聘请吴彪、程师傅两位理发师,员工凭每月发放的理发票免费理发。另外,还派人到离厂不远的大西门“维仁澡堂”联系,把它作为烟厂的定点洗澡单位。工厂每月发给每个职工两张洗澡票,解决职工洗澡的问题。

    接着又开办了“钜唐托儿所”,职工幼儿免费送读。

    职工食堂免费就餐,每餐都有两荤两素一汤,礼拜天还要加一个荤菜,早餐有稀饭、油条、包子等点心,逢春节、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全厂都要聚餐,至少十多个菜肴,随便吃。厂里还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营养食堂”,享受“营养食堂”的对象:一是每月由群众推荐、各车间班组提出一名工作积极、成绩突出的职工,集中在营养食堂用餐;二是以卷烟车间为主,经常加夜班的职工。营养食堂专门聘请了烹调技术高明的李香山师傅,菜肴品种繁多,以鸡、鸭、鱼、肉为主,经常花样翻新,尽量不吃重复菜。享受“营养食堂”的职工进食堂前都要称一次体重,一个月到期后还到保健室称一次体重,从“营养食堂”出来的职工基本上都增重了几斤。

    为保证肉食供应,工厂又建了一个养猪房,聘请了当地的一个养猪能手杨德珍专门负责养猪。杨德珍非常勤劳、敬业,每天上山割草,风雨无阻,到职工食堂收集剩菜剩饭,从不间断,一门心思扑在养猪上。杨德珍一个人从开始养几头猪发展到养几十头猪,且个个长得膘肥体壮。职工们打趣地说:“她伺候猪崽比照顾自己的娃娃还周到。”由于她的突出表现,被大家尊称为“养猪状元”,解放后又被贵阳市评为“市劳模”。

    一中制烟厂的职工们充分享受了工厂良好的福利待遇,勤勉劳动、愉快生活,并以自己身为一中制烟厂的职工而自豪。这种福利设施配套完善的“社区工厂”在当时贵阳的工商界实属少见,在全国的工商业中也不多见。这种做法显然跟决策者们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他们似乎把工厂当成了一个建立新社会、新企业的一块试验田,这样的工厂模式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非常普遍,大同小异。

  • 2017/12/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举办画展献爱心

    一中制烟厂的不少员工是从桂林举家迁筑的,其中女工所占的比例很大,他们每天工作时间都在9个小时以上,特别是计件工,待遇低,生活比较困难。她们不少人背着婴儿,或是带着小孩来厂上班,几十个员工小孩需要人照顾,既不安全,又不卫生,对生产也不无影响。为了让他们安心工作,云乔设想自己办一个托儿所。

    他的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经商议,为纪念已故的陶钜唐,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钜唐托儿所”。厂里又让出几间房子,招聘了陈亚玲、黄健、王国华、张瑞卿等几个老师。这几个老师文化素质都不错,且能歌善舞。托儿所专门办了一个小食堂,聘请厨师张欢掌灶。  

    经费、人员、地点落实后,托儿所初步办起来了,但开办的经费不很充裕,所内设施、玩具等所需资金却没有着落,云乔说由他来想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卖画。搞美工出生的张云乔自从离开电影界以后差不多有十年没有画过画了,那套用作写生的行头也不知散失在何处。他也常常想舞动笔墨、寄情山水,怎奈烽火连年、俗务缠身,让他清闲不得。工厂搬迁贵阳以来,逐渐站稳脚跟,各方面运转良好,他的几个伙计个个精明强干、诚实可信,员工们也都兢兢业业、视厂如家,使他深感欣慰和放心,他甚至把自己的印鉴也交给了会计骆守先,烟厂的资金往来及一般事务均由几个高级助理各自做主处理,云乔当起了“跷脚老板”,有更多的时间供自己支配,这恰恰是企业管理追求的最高境界。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张云乔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就在实践了。

    正当他准备行头外出画画的时候,办事处来了一位稀客,他就是云乔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时的同学翟翊,是云乔“睡在上铺的兄弟”。他们一同回忆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感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番叙旧后,云乔说起他想办画展为托儿所捐资的打算,翟翊大为感动,当场表示他也要去画它几幅贵阳山水画参加这次画展,略表支持。

    就这样,在往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只要天气晴好,云乔便开着吉普小车和翟翊一道去花溪、水口寺等景观资源丰富的地方写生作画。云乔画的是水彩画、翟翊画的是水粉画。

    应该说,那段日子云乔过得潇洒而惬意,投身在大自然美丽的怀抱里,他感到心情开朗、浑身舒畅,贵州如诗如画的山水使他产生了深深的眷念。花溪的山秀美清丽、苍翠欲滴,花溪的水婉转清幽、透明如镜,直接搬到画纸上就是一幅幅人间仙境。

    尽管云乔多年没摸画笔,但深厚的美术功底加上满怀的爱心使他提起画笔来依然笔力遒劲,不减当年。他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浑身充满了创作激情,平均每天要画好几幅。所画内容多是水光山色之类,也有富含民族地方特色的建筑、民居等。 

    云乔和翟翊画了差不多有一百张之多,其中云乔的画约占三分之二。二人将画署上名、盖上大印,一一装裱好,安上镜框,估计可以办一个规模像样的画展了,云乔便亲自到贵阳图书馆联系,把整个大厅包租下来,张罗着准备画展。几天后,“张云乔绘画展”在贵阳市中华路青年会礼堂隆重举行。

    贵州的许多消息灵通人士早就听说张云乔的《一·二八上海闸北保卫战》大型油画,也知道他在三十年代上海滩影剧界的大名,纷纷前来看个究竟。贵阳市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烟草行业的老板们也陆续前去参观。他们虽然大多不懂艺术,但冲着张经理的面子怎么也得来附和。“钜唐托儿所”的老师也带着小朋友们来受教育,托儿所的阿姨特意告诉小朋友们说,这些画是张云乔伯伯为了给他们筹款买衣服、买玩具专门画的。云乔和孩子们在一起非常开心,他对小朋友们说:“你们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接父母的班,把我们贵阳一中制烟厂建设得更好……”

    画展整整举办了三天,非常成功。毕竟是大上海的画家,身手不凡,所展的画均被参观者以每张50元至100元不等的价格争购一空,无一留存。为庆祝画展成功和答谢各方人士,云乔特在新燕市酒家设宴招待,并逐一敬酒,以示感谢。云乔将卖画所得全部交给了“钜唐托儿所”。托儿所将这笔钱修建了一些娱乐设施,买了很多玩具,还给每个小朋友买了新衣服、新围裙,围裙上印着“钜唐托儿所”几个字。

    在云乔这一义举影响下,贵阳一中制烟厂的部分职工也将家中有用之物低价变卖或捐给“钜唐托儿所”,会计师骆守先甚至将家中的脚踏风琴也拿出来供托儿所上音乐课用。有一次,陶培唐从香港出差回来,专门带了几件昂贵的衣物分送给托儿所的老师,还给小朋友们买了许多玩具。教师陈亚玲经手办理,她把大件的玩具留给托儿所用,小件的则分发给小孩各家。

    “钜唐托儿所” 分了大班、中班、小班,办得有声有色,凡贵阳一中制烟厂的职工小孩均免费就读,连食宿都是免费的,还专门请了一个叫姜春芳的保育员负责幼儿的饮食起居,彻底解决了小孩家长的后顾之忧。

  • 2017/12/1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四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公开招聘好  夜校作用大

    随着生产的发展,一中制烟厂的员工队伍也在不断壮大,19451947年连续三年招进了100多名正式职工,尤其是1947年春季,一次性就招了50多名,使工厂的职工人数达到200余人。

    张云乔历来重视人的素质,明确指示有关人员要严把进人关。他说:招到文化高的人,等于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他认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人与人的差别,从外观和体力来讲都是非常小的,智力的差别却是无限的,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这个意思。

    诞生于烽火岁月,发展于乱世年头的一中制烟厂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云乔汇聚了一批精英。云乔所交的朋友几乎都是有本事的,或是具有某方面特殊才能的,而他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知人善任的秉性有效地整合了这一人才资源。他对集体的力量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任何大事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云乔对这一真理的感悟可以追溯到他在上海从事有声电影器材的制造厂时期,而对他组织能力的锻炼则可以从长沙做汽车生意时说起:

    云乔在“电通”和新华影业公司从事美工工作时,便是团体作业,带领一个由木工、泥工、漆工等几十人组成的工作小组,而做汽车贸易时,每次到香港进购汽车都要带上十多二十名司机,一去就是两三个星期。率领一个团队去实现目标,要求他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从那时起,他就有意识地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也格外留心结交有本事的、诚实善良的朋友,为今后做大事业作好人才上的储备。

    由于有了这样的人才观和发展观作指导,一中制烟厂招聘员工的条件就很严格,不像一般私营烟厂那样随意和草率。1947年这次招聘,张云乔亲自“点将”,由厂长张嘉德和总会计师骆守先二人担任主考官。

    张、骆二人共同拟定了招聘的工种、人数和条件,写出启事张贴于闹市街头:凡初中以上文化,年龄在2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城乡青年均可报考;考试分面试、笔试、体检三关,择优录取。

    一中制烟厂可谓当时贵阳的知名企业,招聘启事一贴出,便有大批的应聘者前来报名,不少“关系户”也曾经来找张云乔说情,但他们坚持公开招录、平等竞争,杜绝开后门。张嘉德和骆守先找了许多初中和高中的教材,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来赶制考卷。

    为了方便应聘者,考场设在了中山东路的办事处,分几批进行,十分正规。云乔在繁忙中也亲自到考场视察。

    试卷收上来以后,张嘉德、骆守先又组织几个文化较高的师傅一同批改,张榜公布,随后厂方组织专门人员对笔试合格人员进行面试和体检。骆建安请来贵州省医院的几个大夫,花了三天时间才完成体检工作。整个招聘程序的严密性跟我们今天的高考差不多。最后,厂方经过充分评议,确定了被录取的员工,工厂向他们分别寄发了录用通知书。

    新职工进厂后,工厂马上为他们安排集体宿舍,专门用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让他们熟悉工厂的各项制度,随后安排到各个岗位实习,实习期满,确定为正式职工,发给工作服、工作证、厂徽,按规定享受工资福利待遇。

    一中制烟厂在严把进人关的同时,更注重对在职职工的培养和教育。云乔向股东会建议:成立职工业余夜校,为职工的教育培训创造条件,不断提高在职职工的劳动技能。此建议一提出便得到大家拥护。在屠天侠的张罗下,1947年职工业余夜校正式组建起来了,张琼先担任校长,总务科长孙原诗兼名誉校长,教员由谷光甫、谷文慰、陈汉镇、张乾正、杜文理、李志富等人担任。夜校开设了高小、初小、文盲三级班,主要学习对象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职工,其他职工也可自愿参加。夜校主要安排文化课和安全生产课两大模块,其中文化课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等,高小班还开设有物理、化学课,安全生产课的主要内容是企业生产安全和本厂的有关工种的技能。除此以外,夜校还穿插一些思想道德课,请工厂的学科带头人在课堂上讲解。除礼拜天外,每晚的7点到9点是夜校的上课时间,课堂就设在新厂房的楼上。

    由于夜校的一切费用均由厂方负担,职工们上夜校的积极性很高。他们都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全厂有100多人报读。考虑到学员大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单身男女职工,夜校为了丰富大家的文娱生活,除正常的学习外,还组织学员中的文艺积极分子开展文娱活动,排演话剧,学员们也经常自发地组织起来唱歌、跳舞,有时周末,夜校还组织学员到花溪野炊、郊游。

    学员们对夜校生活非常热衷。每当夜幕降临,年轻的员工们吃罢晚餐,小憩一会儿后,带上教材,聚集在课堂上专心学习。上完课以后,大家一齐动手,将桌椅板凳一挪,音乐一放,就跳起舞来了,整个厂区充满了团结向上、健康活泼的气氛。

    夜校不仅传播了知识,也培养了职工们的学习兴趣。包装车间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工叫简常芬,过去没有读过多少书,进夜校后逐渐对书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喜欢上了写作。由于受条件限制,没什么书看,她就想方设法去借,巴不得把世上的书籍都看完。有一天,她和夜校的几个女友正在宿舍里为没有书看犯愁,有个女工说,孙师毅来厂时带来了二三十箱书,她亲眼看见放在了烟叶仓库里头。简常芬一听,兴奋地说:“好久(抽空)我们去看看。”

    第二天吃过午饭,她邀约几个女工跑到烟叶仓库,乘仓库保管员耽搁的当儿,窜进去在烟叶堆里翻寻,果然发现许多大箱子。不知怎的,那些箱子竟然没有上锁,她们开箱一看:哇!全是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政治类的书籍最多,什么《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选集》、《资本论》啊,什么《新民主主义论》、《反杜林论》等等。几位女工像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兴奋,她们飞快地查找感兴趣的小说,终于翻到巴金的几本《家》、《春》、《秋》,简常芬心想:这么多的书带出去容易被察觉……她把一套苏联作家肖霍诺夫的《静静的顿河》藏在怀中,大模大样地走出仓库,一边还学着孔乙己的语气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麽?”

    简常芬后来说,如果孙师毅不走,她没准会把那些书全部看完。这个读书不多的女工,经过夜校几年时间的学习,居然能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和写一手像样的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