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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04/10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九)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七节  亲调烟机  不慎挂彩

    安顿好夏公一行,云乔方回到自己的住所,沐浴更衣,连日来的鞍马劳顿使他倒床便呼呼大睡,一觉醒来时,天已大亮。他伸了伸腰杆,又看了看时间,几下穿戴完毕,直奔中一厂的办公室,召集陶培唐、陈东、张嘉德、章国成、朱水槐等开会,听取一个多月来他们各自的工作情况,尤其是小型卷烟机研制情况的汇报。

    当他得知中一厂运转正常,小型卷烟机已初步研制成功的消息后非常激动,他说:“研制小型卷烟机的成功,朱水槐是第一功臣,其次是章国成。”表态要给他们优厚的奖励,让他们也成为中一厂的股东,并说今后凡是对工厂有特殊贡献的人都会得到应得的红利……目前,应集中精力解决机器的切丝刀口部分存在的一些问题。

    刚开完会,云乔便和几个技工大师一道,兴致勃勃跑到车间去看,并挽起袖口亲自去调试小型卷烟机。

    云乔对机械也是颇有感觉的,早在世磐公司的时候就和机械打过交道,后来搞戏剧和有声电影的美工也接触了不少机械活,但这台刚出炉的卷烟机毕竟是新玩意儿,而且又是自己工厂开发的宝贝,云乔调试起小型卷烟机来显得十分兴奋和投入。

    朱水槐、章国成等人一边忙着添加烟丝,一边给云乔讲解。随着机器的启动,一根根的机制卷烟从机器的尾端伸将出来,像春蚕吐丝绵延不断,云乔激动地拿起来细细察看,觉得还不很理想。几个人又将机器的各个关键部分重新检查。

    也许是过于专注,云乔搬弄起来竟忘了给掌控电源的人打招呼,该工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机,正在触摸调试烟机的云乔右手指尖不慎被刀片切断,食指的指尖鲜血直流。十指连心啦,云乔感到揪心之痛,忙用手死死地捏住指头,在场的几个工人立即搀扶着他,爬上停在车间院子里的小车,直奔市里的医院。一个戴眼镜的外科医生用药水仔细地给他洗净伤口,上了药,又用夹板扎绑起他的右手,使他这只手完全失去了动作能力。而那个开机的工人显然被吓坏了,一个劲地对着云乔自责不已,云乔却笑着安慰他说:“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主要是我自己的责任,不知者不为过嘛。”

    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云乔书写和吃饭都只能用左手,开汽车就更不行了。他给陶培唐开玩笑说:“据说动右手可以锻炼左脑,动左手可以锻炼右脑。我过去是左脑发达而右脑不够,等伤好后我的左右脑就能平衡发展了。”陈东也打趣说:“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 2017/04/01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八)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六节  香港沦陷  几番历险

    由于中一机械厂生产卷烟机需要置备一些精密仪器、量具和切削刀具等,而这些东西后方没有供应,要到香港才能买到。云乔估计日寇暂时不至于发动太平洋战争,遂决定于194111月底搭乘央行班机飞抵香港购办,希望能快去快回。

    到达香港后,云乔暂住在老友陈达樨家中。他上街购买了工厂所需要的工具,交由“中航”的小型运输飞机运到广东南雄,并电报通知陶钜唐去南雄收货,随后预订好周末机票,准备搭机返回桂林。

    但事出意外,在云乔到达香港的第四天,即126日早晨,日空军向九龙启德机场突击轰炸,原盘踞在广州的日本陆军也由深圳向九龙进攻。128日,日军向美国南太平洋珍珠港发动了大规模的偷袭,菲律宾、新加坡相继沦陷,香港陷入了一片混乱。

    为安全起见,云乔从陈家搬到了中国汽车用品公司店铺的阁楼上暂住,在机枪声、炮弹声和飞机的轰炸声中靠着干粮、罐头和地下环卫用的井水度日。就这样熬到了1225日,港督杨慕琦最终还是扯起白旗向日寇投降——香港沦陷了!入城后的日军掠夺奸杀,无恶不作,香港治安混乱至极。

    一日,云乔走在街上,看到的香港已迥然两样了:满街都是破砖残瓦、玻璃碎片,平民和战马的尸体横七竖八夹杂在遗弃的家具衣物中,整个香港市区满目疮痍、一片狼藉。云乔心想这下麻烦了,不知道哪天才能回去,在焦急之中碰巧遇到了在上海一起搞剧运的旧友张惠通(张惠通此时在香港《华商报》任业务经理),并通过张惠通与夏衍、华嘉取得了联系,得知夏衍正准备在廖承志的组织下于1229日最后一批偷渡离港。这样的行动虽然风险很大,但总比在此担惊受怕、度日如年好,云乔当即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动之例。

    1228,云乔按约定时间来到达干诺道大中华旅店找到接头的陈经理,陈经理将他安排在一间小房住下,告诉他明天凌晨有人会来带他上船。

    晚间时候,夏衍来了,为掩人耳目,他俩换上了唐装长袍,一宿未眠,等待着第二天的早晨,上渔船偷渡离港。

    次日凌晨,天刚泛出隐隐的微光,张云乔和夏衍二人跟着前来联系的人带着小包袱直奔西环皇后大道西,在一间歇业渔栏的楼上见到了同来偷渡的金山、王莹、司徒慧敏、谢和赓、金仲华、邬帼英等人,同来的还有几位广西方面的人,其中有两位女士,一位是黄启汉的夫人,另一位听说是广西日报社社长黎蒙的夫人,两人都已换上了粗布渔妇的衫裤,正在将火柴杆烧成的黑炭往脸上和手上涂抹。

    在联络人的带领下,云乔一伙人上了一条长约8米,宽约2米的小型双桅渔船。看到这样一艘小船,云乔想:要靠它过零丁洋,倒也名副其实是在“走险”。云乔对前来送行的剧团伙伴金子谦说:如果在香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以随时到桂林来找他。(不久,金子谦果然到桂林来找张云乔,云乔把他安排在中一厂任职。)云乔一行每人付了70元船费离开香港海岸,缓缓向澳门方向驶去。看着渐渐消失的美丽香港岛,大家感慨万千。

    因为夏衍等人的名字已经在日军司令部挂了号,所以,一路上同志们决定互以假名相称。金山改名叫“汪达财”,夏衍宣布自己改名为“黄坤”,郁风1〕则成了“陈毓芳”,其余各人都有自己暂时的名字。

    大约两小时以后,小船在周公岛附近突然遇到巡逻的日军船只,三个日军跳上小船搜查,发现躲在船底的黎蒙的夫人尹真和黄启汉的夫人看上去像是假扮的渔家女,便不怀好意地纠缠起来,下令要将两位女士留下。所有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日本兵淫威发作,那么整船的人都有可能被扣下。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挤在舱底的云乔急中生智,他对夏衍建议:为了救人,可否用日语和日军交涉试试。夏衍略微思考,即挺身由木船跳上码头,用日语跟日兵说了一番话,最后,日兵班长扬手表示放行。事后,夏衍曾对云乔说:“事先我也曾经有过思想顾虑,敌人是否有可能把我扣留下来当翻译?但当时为了救人要紧,也顾不得个人安危了。”

    小船继续航行,银色的月光洒满风平浪静的海面,散发出浪漫的气息,这等良辰美景对和平时期的旅行者来说可谓美妙绝伦,难得一见,但对正在逃亡的人来讲是很不利的,一轮皓月像巨大的探照灯,让辽阔的海面一览无余,难以藏身。大家屏声静气,怕一点动静就会引来海上日军舰艇的机枪扫射,葬身海底。

    小船就这样一路摇晃着,经长洲到达澳门的石岸码头,云乔和夏衍及司徒慧敏一同上岸到板樟堂街附近,找到柯麟2〕医生的诊所(柯麟是澳门地下党的负责人)。柯医生安排大家在偏僻的东亚旅社住下,通过澳门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向重庆党组织报告了云乔他们到达澳门的名单和情况,柯麟转达了党组织对大家的慰问及嘱咐。第二天,蔡楚生3〕、郁风、郑安娜等人搭乘另一艘渔船,几经周折找到了东亚旅社,和云乔他们汇合在一起。

    香港沦陷以后,敌寇公布规定市场通用日元(老头票), 500元以上的大额港币已经停止流通,每500元只能兑换300元,但10元以下小额港币尚可通用。云乔身上带的多数都是500元以上的大钞,为了支付旅费、伙食费以及日后的离澳用资,云乔采用到赌场和分别到几间金铺买卖纯金饰品的办法,巧妙地完成了钞票的“化整为零”。

    由于日寇封锁了澳门到外地的水陆交通,云乔他们由澳门转入内地的计划搁置了一个星期,后来,经过司徒慧敏和台山帮会分子(俗称“大天二”)商议,决定趁夜搭乘人力划扒的长型小艇出海,经过横琴岛和三灶岛等海边敌人据点,到达南北水(扒艇主人的家乡),再雇请当地捞家武装,护送他们横渡崖门海湾到达台山县属的都斛。因为司徒慧敏是台山人,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谈判代表。对方乘人之危,漫天要价,最后,司徒惠敏磨破嘴皮才与捞家头目谈妥,每人支付国币280元作为护送费用。

    1942119,小艇在夜幕的笼罩下出发了,虽是手划小艇,但每艇有8个划扒手,也快捷如飞。午夜经过横琴岛的时候,和云乔坐在一起的夏衍觉得十分疲倦,但又拼命忍着不敢打盹,怕失去重心掉入大海。云乔出主意让他抽口烟提提神儿。正当夏衍取出烟斗正要点烟的时候,坐在旁边划桨的船夫狠狠地告诫他:“不要命了!一丁点儿的火光就会引来鬼子的机枪扫射……”夏衍马上意识到差点犯了致命的错误,赶紧将烟放回衣袋。经船夫这么一骂,大家的精神陡然被提将起来,毕竟这是一场真正的“死亡游戏”。

    小艇继续前行,正要驶进河汊的时候,左岸边不远处的岗哨高喊靠岸检查,船家说快到家门了,是伪军的岗哨,不用理会。岗哨见小艇不理睬,就连开了两枪,子弹从云乔他们的头顶上方嗖嗖飞过,小艇被迫靠岸,询答中才知这个茅棚岗哨原来是汪精卫的伪军部队。面对伪军,船长沉着冷静,他把从澳门买来的一个小纸包(纸包里是鸦片)行贿伪军头目,全船才获免检放行。

    小艇在下午四点左右驶入了河汊,上岸后,云乔一行在船主头人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在当地捞家的护送下终于到达了台山县属的都斛镇,大家都异常振奋。

    次日清晨,云乔一行便向台山县前进,到达市区后在华侨旅行社住了一宿,第二天凌晨搭船到达开平县的“三埠”镇,后经苍城直达肇庆。在这里,他们受到当地设立的“香港归国同胞接待站”的招待,并应邀于第二天上午免费乘搭政府包雇的“花尾拖渡”前往广西梧州。

    船到梧州后,云乔通过广西省府接待站得知:第二天有电船直航柳州,有战地归侨身份可以免费搭乘。想到离桂林的目标又挪进了一步,云乔总算是又松了一口气。他找到旧友——梧州中国银行经理汪日章,请他发电报给桂林中国银行经理陈隽人,转告中一机械厂的陶培唐,他们已经到达梧州的消息。汪经理当晚为云乔备宴压惊,云乔则是盛情难却。席间,陪客们知道云乔是由香港回来的,便不停地向他探问香港的有关消息,以便确定自己的亲人朋友是否平安。云乔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耐心回答每个问题,根本没机会夹一口饭菜。席散之后,疲惫不堪的云乔回到住所,吃下两碗“云吞面”果腹就寝。

    次日,电船经桂平向北转入柳江,行驶两天后到达了柳州。上岸之后,云乔如万劫归来,直奔久别重逢的“乐群社”开房住下,随即打电话到桂林通知陶培唐第二天到桂林火车南站来接他。

    第二天,也就是194225日,历经周折的张云乔一行人终于到达了桂林。桂林初春的早晨依然有些寒气逼人,刚出站台,云乔忽然听到人群中有人在叫“端先”(夏衍原名沈端先),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到火车站来接他们的田汉、洪深、杜宣、徐桑楚、严恭、蓝伏心、韦布等人,以及新中国剧团的同志。洪深第一个冲过来紧紧地拥抱夏衍,接着,田汉也激动万分地冲上来拥抱,不料,用力过猛,竟将夏衍口袋里的一枝钢笔折断,致使夏衍的肋骨挫伤,伤痛了好几天。

    回到桂林,大家才知道,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有传言说夏衍、乔冠华、邹韬奋等文化界名人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也有说他们乘坐的小船在广州湾被敌炮击沉,一行人已经悲壮殉国了,更有甚者说是亲眼目睹了夏衍在向日军演说反侵略反法西斯大义的时候,被敌酋用刺刀刺落水中,长眠于港海的事实。最后这个版本传开以后,桂林文化界对他们的“死难”大为震惊,一家小报上还用大号字刊登出了“名作家夏衍等殉国”的消息。如今,他们平安归来,奇迹般地“死而复生”,大家恍如噩梦初醒、喜出望外。

    中一机械厂派来的小面包车已等候多时,但人多车小,来回拉了三次才把大家接到云乔家里。当晚,云乔宴请患难诸君共进晚餐,几番历险事尽在笑谈中。宴毕,云乔将夏衍、蔡楚生、郁风等几位安排在中一机厂住下,司徒慧敏则住到了他的亲戚家。 

    注释:

    1〕郁风(19162007),原籍浙江富阳,早年进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画,20世纪50年代后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擅长中国画。是我国美术评论家、散文家、画家、著名艺术家。

    2〕柯麟(19001991),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著名的医学教育家。1924年春经彭湃同志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于广东公医大学毕业。1928年至1949年,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受周恩来、叶剑英、彭湃、廖承志直接领导,是叶挺、陈赓、潘汉年的战友,建国后曾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澳门镜湖区院院长、卫生部顾问,被誉为中山医学院一代宗师,1991在北京逝世。

    3〕蔡楚生(19061968),广东潮阳人。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中国电影百年十强人物之一。抗战时期先后认识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开始自觉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按周恩来指示,与其他影人共同建立进步电影阵地——联华影艺社,一年后改组成立昆仑影业公司,主要作品有《渔光曲》、《一江春山向东流》、《南海潮》等,由于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贡献,被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

  • 2017/03/28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七)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五节  研制烟机  引发风波

    且说云乔诸君正搞市场调查的时候,技工大师朱水槐却整天和那台小型卷烟机打得火热。朱水槐从小喜欢机械,在杭州织绸厂时便是高级技工,他对机械的敏感性和具有的机械技术非一般人所能及,但这台未曾一见的卷烟机还是让他绞尽脑汁,好在他特别喜欢玩弄机械,越是不懂的玩意儿越觉得刺激,钻研起来可以不思茶饭。

    接受任务下来,朱水槐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昼夜不分、日月不明,他像一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要把这台小型卷烟机的毛病一一查找出来,加以修复和完善。

    朱水槐果真厉害,在技师章国成配合下,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苦战,终于把“鸡肠子”的诸多原因全部找出来了:首先是卷烟纸的问题。小型卷烟机对卷纸的要求非常严格,盘状的卷烟纸才能上机,而当时市面上只有一张张的“宝鸭牌”平面卷烟纸,平面卷烟纸先要经过技术高超的技工手工裁切(因为卷烟纸质地松软,不能用切纸机来切割)成条之后,再由女工仔细粘接盘成圆盘后才能上机。

    其次是直角传动齿轮的问题。由于两个齿轮的齿距不成比例,卷了一百多米后就会出现“鸡肠子”。机械师章国成精确地绘出图纸,拿到别的机械厂去定做了两个(一对)子母齿轮,装上去以后果然奏效。

    第三是烟丝的干湿度问题。过分干燥的烟丝容易折断,而较湿的烟丝又过不去,机械师徐运善(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生)多次改进切丝机器及烘烤滚筒设备,使烟丝含水量能适合于机器生产的标准。

    最后的问题是,如何把烟的牌子标记打印在烟支上。大家研讨后认为,需要在卷烟机上安装一个钢印,但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工作,中一厂(即:中一机械厂)却没有条件完成。还是陈东的思维活跃,他眉头一皱,竟跑到造币厂去找来了一个专做硬币钢模的老师傅,老师傅技术精湛,做出来的效果比想象的还好。

    小型卷烟机原是手摇的,每分钟大约可产200300支烟,朱水槐、章国成他们顺理成章地将它改造成了电动的,这一改变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却是机械化向电动化的飞跃,电动的小型卷烟机每分钟可产400500支卷烟,其工作效率比手摇式的提高了一倍多,而比手工操作则提高了数十倍。这个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它凝结着中一厂的管理者和几个技工大师的智慧和心血。(当时桂林市的电力供应不足,中一厂用一个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带动全厂的机械。)

    为了尽快制造出小型卷烟机,中一厂又添置了一批高级工作母机,一台万能铣床,一台牛头刨床,落地钻床,磨床以及精密仪器等配套设施。技师们又绘制了机械图纸并制作出木模,据此投入小型卷烟机的批量生产。

    不知怎的,中一厂要制造卷烟机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桂林城的烟草行业。正当他们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一场暴动却在悄然酝酿。个别不怀好意的人在烟草企业的职工中造谣煽动,说中一厂造出卷烟机以后,要断绝手工卷烟操作,抢夺卷烟工人的饭碗,让他们喝西北风。

    这还了得,在少数人煽动下,不明真相的工人群情激奋,企图彻底砸烂中一厂的机械,迫使中一厂倒闭。

    云乔得知此事后,马上召集几个核心人物研究应急之策,他一方面要求中一厂职工将大门紧锁,警惕保卫,一方面通告有关政府部门,要求保护,同时马上找到几个在烟草界有声望的朋友,请他们出面劝说。

    “城区合作社”的老板孙序九闻讯赶到中一厂,和云乔一道风风火火地去到起哄的人群中,孙序九向他们解释说:“中一厂生产的卷烟机器产品将供应我们全行业使用,改变我们手工业户的落后生产方式,这对我们是有利无害的,你们不要听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胡说八道……”

    张云乔也在现场作保,小型卷烟机生产出来后首先供给他们。

    大伙见两位有头有面的人物都这样讲,也就作罢了。

    “警报”解除后,云乔回到中一厂叫职工们照常工作。

  • 2017/03/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六)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四节  市场调查  倍添信心

    后来,云乔召集陶培唐、陶钜唐及陈东商谈,就制造小型卷烟机项目一事“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陈东首先发言,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陶氏兄弟也认为这个项目市场潜力大,但需要增加较大的投入,建议要慎重,其余的人也表示赞同。大家分析认为,卷烟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抽烟的人还是越来越多,这说明吸烟的坏处尚不足以战胜人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说在人们的心理承受范围之内。诚如黑格尔所言:“凡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人们要完全戒掉吸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云乔最后说:“我们生产卷烟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提高卷烟质量,支援抗战。但这件事对我们厂来说是一件大事,有必要搞一次深入的市场调查。”他还讲了自己初涉商海时投资世磐有声电影器材公司,因为意气用事,没有对投资项目进行细致的分析调查,招致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凡事都不能凭一时冲动,尤其是投资上项目,宁肯多花点时间和精力,必须把市场调查做细做实,“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基础工作不做好,盲目地一哄而上,这是机会主义,一旦决策失误,可能万劫不复。大家很赞同云乔的观点,建议集中一段时间,分头去做市场调查。

    离中一机械厂两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城区合作社”的卷烟厂,这个厂有百十号人,生产规模在桂林算大的。工厂的员工绝大部分都是从安徽的皖北沦陷区逃难过来的,平时中一机械厂的人不大注意到他们,云乔经常教育这些自恃清高的员工:“不要把这些难民看成二等公民,他们不是来讨口要饭的。”还说:“什么是难民,我理解的难民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在日本人手下也能干活,但他们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才背井离乡来到抗战后方,为了生存,也为了支援抗战才这样拼命地做工,我们应该对他们友好和尊重。”云乔教诲员工:“爱家乡和爱国其实是一样的,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思想品质。这个国家地大物博、国富民强你就爱,相反,这个国家穷山恶水、国弱民贫你就不爱了吗?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爱国和爱家乡的实质是爱自己出生地的那些山水、人文、风俗,爱那些一脉相承的文化、同祖同宗的先人和朋友……”

    在云乔的言传身教之下,歧视渐渐消除,两个厂的员工关系也开始融洽起来。

    城区合作社的老板叫孙序九,因与云乔是同乡,两人自然交上了朋友。这天,云乔徒步去找孙序九了解烟厂的情况。

    一进门,孙序九便满脸笑容地握着云乔的手说:“张经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

    云乔说:“我们是邻居嘛,随便过来走走。”

    孙老板连忙叫人沏茶。客套过后,云乔把话题引到了烟草上来。

    说到自己熟悉的行业,孙老板侃侃而谈,他告诉云乔,目前桂林市面上的卷烟有高低两个档次:高档烟是来自上海和香港的品牌,多数是通过沦陷区走私进口到桂林,由于来货稀少故而价格昂贵;低档货都是本地生产的手工卷烟,这种卷烟质量粗劣但市场需求量特大。

    云乔经过书本的考据,也向孙序九介绍了烟草传入中国的途径,云乔说:一般人认为有三个,一个是自日本入朝鲜再入辽东,有钱保汾咏《高丽烟》的词为证:“白约岗浓,绿江沙净,无端孕出有情枝叶。”这里的白约指的是长白山,而绿江指的是鸭绿江;二是自南洋入澳门入广东,这个是根据《玉塘荟记》记载:“烟酒古不经风,辽左有事,调用广兵,乃渐有之,自天启中始也。”三是:自吕宋(今菲律宾)入台湾,入福建。方以智《物理小识》:淡芭菇烟草,万历末携至漳泉(今福建漳州、泉州)者,马氏造之曰淡白果(音);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此物(烟草)自古未闻也,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闵,广之间,自后吴、楚皆种植之也。清《台湾府志》:淡芭菰冬种春收,晒而切之,以筒烧吸,能醉人,明季漳人自湾地取种回,今名为烟。清人陆耀所著《烟谱》,是烟草方面较有影响的早期著作之一,书曰:烟草处处有之,其出来自吕宋国,名淡芭菰,明季入中土。……

    云乔侃侃而谈,孙老板非常惊讶,他没想到这个做汽车生意的老板,对烟草方面的事竟也知道得这样多。他也坦率地向云乔交流他从事卷烟业的实践经验,两人谈得很是投机。接着,云乔提出到他的工厂去参观参观,孙老板表示欢迎,起身带路,并逐一给云乔讲解、介绍。

    走进城区合作社的手工卷烟工场,云乔感觉像走进了垃圾堆一样,工场十分脏乱,卫生条件极差,有的地方还散发出熏人的恶臭。生产工具也非常原始,刨烟丝的工具是些大把的木制刨刀,卷烟的工具则是些土里土气的木箱,使人联想到远古时期的刀耕火种,所谓的企业管理就更粗放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工厂,卷烟产量却相当庞大,而且市面上供不应求。由此可以推断卷烟行业大有文章可做,只要稍微改良一下生产方式,甚至改进一些生产工艺,效益就会大不相同,如果能够实现卷烟生产的机械化,那无疑是“鸟枪换炮”了。

    从城区合作社考察回来,云乔兴奋得一晚上没睡好觉,但第二天一早他又按时起床,去拜访广西数一数二的烟行老板陈怀仁、陈怀义兄弟俩。

    陈氏兄弟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云乔讲解了中国人抽烟的历史,从满清末年讲到他们在外国租界开卷烟店的个人经历,讲到现在而今眼目下。

    在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烟业公司当属英美人开办的B.A.T即“英美烟公司”,这个公司生产的“大英牌”、“强盗牌”、“哈德门牌”等香烟几乎垄断了中国的烟业市场,时下上流社会风行的最高级的香烟“茄力克”就是这个公司生产的,可想而知,“英美烟公司”赚了中国人多少钱。据说,他们可以控制蒋介石的财政部,老蒋手头紧的时候便找“英美烟公司”借钱。“英美烟公司”一般都有求必应,同时“英美烟公司”承包了烟税,所以,“英美烟公司”的烟税比别的烟草公司都低,南京蒋政府和“英美烟公司”真是“互惠互利”,狼狈为奸,吸尽了中国烟民的民脂民膏。

    还有一家大的烟草公司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个公司是由华侨资本办起来的,总部在香港,后来在上海也搞起了分厂。“五卅惨案”激起国人抵制英美货,“英美烟公司”一下子从顶峰跌倒深谷,而中国人开办的“华成卷烟公司”也在此时借东风,一跃成为全国烟草行业的龙头,大发横财,特别是它生产的“美丽牌”香烟更是风靡全国,畅销不衰。

    “美丽牌”香烟的外包装特别有意思,烟盒上印的是上海有名的京剧演员吕美玉的美人头像,秀色可餐,看到烟盒就能激发人的消费欲,更有趣的是,吕美玉状告“华成卷烟公司”未经她本人许可,擅自将她的肖像作商业用途,侵犯了她的肖像权、名誉权等。此案的诉讼经媒体热炒成为轰动上海滩的特大新闻,也给“华成公司”作了广告,最后结果是吕美玉和“华成公司”分享红利,皆大欢喜,出名的更出名,赚钱的更赚钱。后来,还有几个烟厂在国内也渐有名气,主要是“福星烟厂”和“大东南厂”等。

    陈氏兄弟说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张云乔也听得耳热,但感觉扯远了一些,他把话锋一转,问陈氏兄弟桂林烟业的情况,陈怀仁说:“桂林的烟草行业比起上海来差得太远了,简直是天上人间。”陈怀仁说:“抗战前桂林就有烟厂,‘八·一三’事变后陆续迁来和新办了许多作坊式的工厂,现在大约有三四十家吧,从业人员倒不少,估计有四千多,基本上都是皖南的难民。因为都是手工操作,需要的人手就多,成本也较高,而出品又粗劣,根本不能和沦陷区的外来卷烟竞争市场。”

    “为什么本地烟厂不用机器来生产呢?”云乔试探性的发问。

    “大约是没有那样的人才吧。即便有,恐怕也没有那么多资金。”陈怀仁感叹说:“兵荒马乱的,谁想得到那么多哟。”

    云乔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与陈氏兄弟告辞后,驱车回到寓所。

    接下去的几天,云乔又走访了几个作坊式的卷烟厂,对制造小型卷烟机一事心中越发有数了。

    回到“中一机械厂”,云乔召集有关人员汇总情况,并研究此后动向。陶氏兄弟和陈东等人分别汇报了市场调查情况并谈了各自的想法。英雄所见略同,大家一致认为机不可失,制造小型卷烟机的项目应尽快上马。

    云乔把大家的调查意见综合起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论证,最后,安排技术人员拟出方案,尽快组织上马。

  • 2017/03/1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五)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三节  小型烟机触发灵感

    受战争的影响,市场上的油料出现紧缺,除军用车辆的用油勉强可以保证外,其他民用和商用的汽车要么改成木炭汽车,要么就停开了。“中一机械厂”主营的改装木炭车行当一度兴旺,常有来改装的车辆进进出出,但云乔心里清楚,木炭车车体笨重,污染又凶,马力也不行,不是什么先进之物,早晚会被淘汰。

    果然,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国内又开发出一些石油,市面上的汽油逐渐增多,而来“中一机械厂”要求改装木炭车的汽车车主则越来越少,工厂效益每况愈下。正当云乔一班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余姚同乡从上海沦陷区来桂林,随身还带着一台小型卷烟机拆散的零部件。这位姓周的老乡向云乔哭诉了在日本铁蹄下上海民众的悲苦生活,深感当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意欲到香港去寻找出路,顺便带一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帮沙克”卷烟机,原打算到香港后作营生之用,无奈时局动荡,路途险恶,他想轻装上阵,问云乔有没有人要……云乔一时语塞,答应考虑考虑。

    其实,制造卷烟机的念头云乔不是没有动过,因为当时抗战后方的卷烟行业兴旺,烟民特别多,成年男子中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吸烟,和他交往密切的影剧界的朋友大多数都是铁杆“烟民”,他们把吸烟看得像吃饭一样重要,所以,他对开发卷烟机的市场潜力还是有感觉的,只是因为他自己从小就加入了终生不吸烟的“节制会”,意识中似乎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念头,故而没有过多地去思考和关注。如今,这位同乡又勾起他这份心事,此时此刻还真让他有些踌躇。

    这时,陈东从外面办差回来,一眼就看到放在厂门外的小型卷烟机散件,立即想到这玩意儿有意思,得知原委后,他把云乔招呼出来,激动地对他建议说:“卷烟是个大事业,很有前途,见效又快,我们不妨把它买下来,在这方面谋求发展。”

    云乔听罢,觉得言之有理,当场就把这台小型卷烟机买了下来,并请教这位老乡机器的组装和操作方法。陈东招来几个伙计连机器带板车一同拖进中一厂的车间卸下,云乔吩咐机械技术员章国成尽快把卷烟机组装起来。

    章国成喊了几个学徒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小型卷烟机组装出来,但仔细一检查,却缺少些小零件,他们到车间去寻找替代品,工作了几天才弄好。云乔见到章国成就问:“装好了没有?”章国成说:“装是装好了,不晓得能不能卷成香烟?”

    云乔差人去找了十几斤烟丝,又招呼陶培唐、陈东及几个机械师一起到车间去试车。可试了几天仍然卷不出像样的烟支,烟丝经过机器的卷接出来后,不是中途折断就是破皮,大家形象地把这样的烟支称为破肚的“鸡肠子”。这些“鸡肠子”很快堆满几个大纸箱,烟丝也用完了,伙计们又一根根地去拆散,把烟丝重新装起来,留作继续试验。从杭州丝绸厂过来的高级机械技工朱水槐终于憋不住了,自告奋勇地说由他来负责调试。

    云乔把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实给了他,心里暗想:如果技工大师朱水槐都搞不出来,桂林城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 2017/03/06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四)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节  与夏公赴香港  为革命转巨款

    为配合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党中央指示因广州沦陷迁往桂林的《救亡日报》抓紧在桂林复刊,扩大发行,并任命夏衍同志为《救亡日报》总编辑。地下党领导同志嘱咐夏衍去香港与廖承志联系,接受华侨捐款。恰巧张云乔也要到香港购车,两人正好结伴而行。1938124日,夏衍将《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务托付给林林、华嘉、尔华等同志全权处理,并委托孙师毅帮助写些专论文章。一切安排就绪后,夏公乘坐由张云乔驾驶的“373”牌号的小汽车开往广州湾(今湛江),然后搭海轮赴香港与廖承志相见。

    为了争取当天能到湛江,车子开得很快。由于路面坑洼不平,车子颠簸得十分厉害,云乔感到车身有些倾斜,下车检查发现后轮钢板断裂,云乔打开车门,从汽车里拿出工具箱自行修理起来。他先用千斤顶升起车身,用几张旧报纸铺在车底的碎石公路上,敏捷地爬进去,仰卧在车底将断裂处用铁丝捆好,使车身略显平衡。没想到就在车子准备重新启动的时候,路边突然闪出一个老年农妇,拦在前面不让车子前进,口中念念有词,云乔只听清楚她说:“天已不早,我老人家要回家煮饭了。”云乔不解其意,以为与己无关,正要发动汽车的时候,夏衍却把他拦住,并告诉他说,刚才倒车的时候,碰坏了路边土墙的一角,想必是这位老妇的家,现在老人家一定是想让我们赔偿损失。经夏衍这么一提醒,云乔才回过神来,他立即下车,掏出几块钱递给那个老妇人,并连声说:“对不起。”老妇人也高高兴兴地拿了钱,称谢走了。这个细节使张云乔对夏公更生敬意,自愧弗如!

    当晚9时,云乔二人抵达湛江,再乘坐一艘旧货轮于深夜到达香港。云乔知道夏衍此次有任务,不便与自己同行,到香港后就与夏衍分手了。没过几天,夏衍顺利解决了《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的经费问题,云乔也买到了一辆别克轿车,二人分头回到桂林。

    夏公搭郑应时的车返桂。离桂期间,《救亡日报》在林林同志和华嘉、尔华等同志主持之下,已经出版20余期,并且由于孙师毅发表的一篇时事论文中预言汪精卫离渝赴滇,意在分裂得以验证而一炮打响,报纸初露锋芒。夏公听说后非常高兴,当晚,报社同仁在南强酒家聚餐,为夏公一行接风洗尘,同时庆贺夏公40岁生日。刚满30岁的云乔应邀出席。

    此后,孙师毅奉党之命去了重庆。张云乔在桂林与孙师毅频繁地通过信函联系,因云乔与桂林航空公司的站长郑达善关系甚好,(当时郑达善由重庆调往桂林担任站长,因民航公司无法解决他的住宿问题,云乔便让出汽车公司新建楼房的二楼三间,供他们一家四口居住。)往来信件多用班机捎带。孙师毅办事精细,建议来往信件通通编号,以防遗失。这些信件中有许多是党的指示,更多的是鹿地亘给孙师毅的资料(敌军广播实录和地方电讯密件等),还有孙师毅带来给夏衍和李克农同志的信件。实际上,党组织需要张云乔做的事都是通过孙师毅周转的,他们之间可谓三点一线,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对敌斗争策略,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的具体运用。

    这段时间,张云乔曾经要求入党,但孙师毅向他明确转达了党组织的指示:“不一定要入党,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言下之意是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出现更适合执行特殊任务,可以为党做许多党内人士做不到的工作。张云乔记住了这番话,继续默默地在敌后为党工作。

    香港沦陷后,孙师毅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捎给张云乔一张由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名单(约有200多人),要云乔按名单每人发给50元,为他们解决临时生活补助。这笔款的来源对外说是重庆戏剧界同仁义演筹得,但实际上是党组织拨付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按照中共与桂系军阀白崇禧达成的协议,共产党可以在桂林设立办事处,但办事处不得向延安转送物资、资金和人员,也不准在广西发展党员。一时间,党向广西及桂林的地下党拨发活动经费就成了难题。于是,党组织指示孙师毅,通过银行给“一中制烟厂”汇入两笔巨款,每笔为10万现大洋。为了向广西省地方当局保密,此款就不经过李克农同志公开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由重庆中国银行汇到桂林给张云乔,云乔则凭暗号交付桂林的取款人。   

    党的领导人为此事曾经亲笔写过两封密件通知孙师毅,密件的上款称呼是“韩兄”(当时孙师毅的代号“韩丁”),落款是“羊羽子”。

     中共领导写给孙师毅的亲笔信。信中的“云兄”即张云乔

     “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希即准备十数,弟于23号再送十数,以便能按时汇出,并请预告云兄一声,以免去人询及时,彼会茫然无所知也。刻安!

    弟羊羽子上。

    一月二十日。”

    第二封信函是:

    “韩兄:前事因一时周转不及,故未如约送上,明晚当带来,谅不致误前途行期也。刻安!

    弟羊羽子上。

    一月二十四日。”

     


    那时的“十数”绝不是个小数,而是法币十万元,非工商业的文化人去做实为不妥,张云乔的工商界人士身份正好从事这类地下工作。当时,云乔严守纪律,绝对不向收款人探询姓名和其他枝节,直到解放以后,云乔在广州偶然遇到一位同志说认识他,在抗战时期曾去他公司取走过20万元巨款,说这笔款是党拨给广西地下党组织的。由于“中一机械厂”和后来的“一中制烟厂”都为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筹集和输送过经费,当时李克农领导的党的地下组织戏称它们为“小金库”。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将广西工商界的重要人士张云乔发展为“特别秘密的共产党员,只与李克农个别联系,不参加在单位的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1 

    (这两封中共领导同志的亲笔信原件在孙师毅身故后,由张云乔的女儿张丽敏保管,夏衍在《羊城晚报》发表《记者生涯的回忆》一文的最后“补遗和更正”一稿时,夏衍向张丽敏要了原件交给《羊城晚报》发表,成为张云乔老先生从事革命活动的铁证。) 

    注释:

    1〕见开诚编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221~222.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6月出版。

  • 2017/02/22金叶先驱 ——张云乔与贵阳卷烟厂(连载十三)

    贵阳卷烟厂《金叶先驱》编委会 编著

    第二章    桂林办厂    与烟结缘

    第一节  桂林立足  支援《救亡日报》

    长沙大火以后,张云乔便和谷二哥分道扬镳了,谷二哥的前“联昌行”由长沙撤退到衡阳,而张云乔、孙师毅等一班人马走走停停,经祁阳、冷水滩、全州等公路渡口,于1118日才到达抗日名城——广西桂林。

    经孙师毅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联系,张云乔住到了桂林南门外环路21号一处环境清幽的院子里,这儿距八路军办事处较远。李克农在这里也有一个小房间,晚间在此住宿。

    落实住处后,张云乔便驾着“373”汽车与司机高金林一道去湖南沅陵把妻子潘云娟和小女张丽敏接到了桂林,还顺便在沅陵购回了一辆破旧的“四缸福特”小车。张丽敏经常到李克农的住处去玩耍,还称呼李克农为“眼镜叔叔”,而“眼镜叔叔”对这个充满朝气的小姑娘也十分喜欢。

    云乔一家三口在榕荫路安顿下来以后,云乔盘点了一下撤到桂林的家当:仅有一辆卡车、两辆小车和一些维修汽车的工具。但陶培唐、陈东、胡高连、顾公益和朱水槐等几个技工大师以及杭州沦陷后赶过来的陶钜唐等人才却是无价之宝。他相信,有了这帮人,有可能创造人间奇迹,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原理。      

    为筹措经费继续经营汽车贸易,云乔给远在余姚老家的父亲张贞明写信,让他把家中妻子收藏的一些金银首饰取出来,并筹措一笔现金带到香港与他碰头。原来在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兵分数路,猛攻杭州,国军顽强抵抗,但终不敌溃败。杭州一带已人心惶惶,云乔怕家中财产有失,曾经叫父亲把他俩的一些金银首饰等值钱之物藏于一个瓦罐内,埋在自家果园里。见儿子来电急需支援,父亲连想都没想就把瓦罐挖出来,在上海把金银首饰全变卖了,将现款汇到香港。

    云乔得到现款,马上买了一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从香港海运到越南海防,再由镇南关入关到达广西桂林充作公司资产。陶培唐也从杭州“鸿飞公司”原老板那里带来了部分汽车配件,充作在桂林经营的资产。

    几番张罗后,1939年底“中国汽车贸易公司”的招牌就在桂林南环路23号挂起来了。起初,他们一面继续作少量的汽车进口生意,一面大力开展汽车维修业务。由于技术精湛、服务周到,全力开展汽车的装配及维修工作,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后来公司停止了经营贸易,全力以赴开展汽车的装配及维修业务。  

    由于敌人的封锁,市面上的汽油已日渐稀少,市上盛传“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陶培唐和张云乔接受长沙中国银行订购合约,由陶只身一人通过沦陷区赴上海,替长沙中国银行购买汽油,并给《救亡日报》捎带一台印刷机。

    陶培唐因路途劳顿,回到余姚老家时得胃溃疡而大出血,因病不能工作。云乔得知后,将汽车厂事务交给陶钜唐和吴高连师傅全权打理,带上陈东赶往余姚。他们首先去看望卧病在床的陶培唐,看见他病情稳定且已经好转后,二人才宽下心来。云乔问陶培唐:“事情办得如何?”陶培唐说:“已经在上海买了足够的汽油和一辆二手卡车、一台给《救亡日报》的印刷机,交运输公司承运,你们只要到江西的鹰潭等候收货便是。”

    云乔的父亲把陶培唐接到长河镇自己家里养病,二老悉心照料。云乔和陈东二人则赶到鹰潭提货,将送给《救亡日报》的一台印刷机由火车托运到桂林,交给了报社使用。但由于经手购买者不懂行,买来的是脚踏圆盘机,不适合于报馆使用。云乔知道此事后,急忙又给报社调拨资金,重新买了一台被火烧过的四开平版旧印刷机,经过修整后使用。

    《救亡日报》报社办公和食宿总部设在太平路12号, 为方便发行,报社在桂东路设了一间发行点,报纸交由“三户”印刷所承印。在夏公的表率之下,全体同仁精诚合作、无私奉献,大家十分体谅报社的经济困难,除食宿之外,都不领取工资。由于报纸的时间性很强,大家经常没日没夜地紧张工作,但却毫无怨言,且充满了一种投身于伟大事业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就连报社的临时工和搞勤杂的小孩都深受感染。

    有一个叫阿华的12岁孩子,大家都称呼他为“细佬”(粤语即弟弟)这个孩子是同志们从广州撤退时路上捡来的孤儿,他在报社除了干勤杂工作之外,每天还要从市区办事处送校样和稿件到江东的印刷所付印。有一天,桂林下了一场很大的暴雨,致使漓江水陡然上涨,过江东的浮桥被冲断,送稿时间又在晚上,其时已无渡船可搭。这位“细佬”手抱一沓稿件,看着汹涌的洪波,焦虑万分。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如果不能及时将稿件送过江去,必然影响明天的报纸出版发行。于是,他毅然脱下自己的衣服,将稿件包裹在里面,顶在头上,冒着被急流吞没的危险,踩水过江,硬是将稿件及时的交到印刷所上机印刷,确保了次日的出报时间。

    由于“三户”印刷所铅字老旧,又用的是黄色粗糙土纸,印出的报纸质量不尽如人意,夏公打算自己筹建一间印刷厂。他考察、走访了报社附近的几处地方,最后选点在东江郊外白面山麓建印刷厂。他们找来民工搭建了一间棚屋,又购买了一台旧的四开印刷机。两台机器安装调试好以后,印刷厂就算成立起来了。夏公把厂名定为“建国印刷厂”,派张尔华同志主持工作,屠天侠2〕同志负责具体业务。张云乔又资助报社开办造纸厂。这样,报社初具规模,从纸张到印刷、从采编到发行形成了“一条龙”生产线。

    由于采用了新铜模浇铸5号铅字和新的纸张,使《救亡日报》的面貌焕然一新,发行数量由最初出版时每天2000份增加到了每天8000份,报纸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19411月,“皖南事变”3〕爆发,《救亡日报》因为拒绝登载“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电文,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新闻检查处的迫害而停刊,当天所出报纸全部被扣押,不准发行。从此,这份在海内外初具影响的抗日《救亡日报》便从群众的视野中消失了,而报社同仁两年多的辛勤耕耘也毁于一旦。秉承党的指示,夏公及报社同仁向香港撤退。当时购机票去港必须经特务机关批准,夏公通过广西政府的关系购得机票,在除夕的下午,张云乔驾车送他到机场,搭乘班机飞港。夏公到港之后,即筹备出版《华商报》。不久桂林报社全体职工,如廖沫沙、华嘉、林林、张尔华等同志,也都陆续经水陆路到港,参加《华商报》的工作。《华商报》精英荟萃,高手云集,继续高举抗日救亡的火炬,使《救亡日报》未竟的事业得以发扬光大,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云乔与报社和印刷厂时有往来,经常通过自己的企业给报社提供经济援助,厂里负责财会的同事也不多问,只要云乔发话,他们就悉数拨付。在此期间,云乔认识了“建国印刷厂”厂长、地下党员屠天侠同志,对屠天侠的行政管理才能和性情十分赞赏。

    过了月余,陶培唐病好回到桂林,还带回一批汽车零件。这时,云乔又萌生了到越南海防进购汽车的想法。云乔第三次去海防进货时被骗,使他感觉到这种流动性的经商风险太大,加之当时由于汽油紧缺,很多车主都想把汽车改装成木炭车(即以木炭燃烧产生的气体为动力的机车),云乔便决定暂停到海防进购汽车,专事汽车修理和改装。陶培唐和吴高连将汽车修理部的重点业务用在经营木炭汽车上,并将汽车公司迅速改建成了“中一机械厂”,专门制造木炭车所需要的手摇鼓风机、换气阀门等零配件。 

    注释:

    1〕《救亡日报》,1937824日在上海创刊,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1938年迁广州,1939年迁桂林,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刊。1945年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旋即被迫停刊。

    2〕屠天侠,中共地下党员,19468月任中国民主同盟桂师支部书记,后曾任贵阳一中制烟厂副厂长。解放后,调上海市、青岛市工作,是青岛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当选为青岛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3〕皖南事变,194114日,中共为了维护抗战大局,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往江北,军部及所属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16日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相关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